南通路小学的那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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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我的南通路小学

文/刘岩

无数越来越清晰的记忆,是在渐渐的年长之后。曾经以为有无数可以挥霍的时光,瞬间定格,永远不可能再来,而那些记忆也越发清晰。曾经各种可笑、可爱、不堪、甚至是傻乎乎的往事,想起来笑着、笑着就没了声音,沉默成脑海里珍贵的片段,每每回味,似乎未曾走远……

南通路小学,我的第一座学府,除了机关幼儿园之外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母校。

1977年我步入南通路小学。那时的南通路小学门口有高高的两个大柱子,把校门分成了三个,上学、放学的正常时间,三个门都会开着,其他的时候只会有边上的小门可以进出。传达室老爷爷很厉害,不听话的孩子会被他一眼看出破绽。

其中的一个大柱子上竖着南通路小学的牌子,查路队的少先队员其中一个就站在这块牌子底下。查路队的人要站在上学、放学学生必经的路上,看看学生使否排队走,排的是否整齐,有没有说话的。如果有违反纪律的,就要被记下名字,扣班级的分。我当时带着“两条杠”(中队长)的袖标,当过好多次查路队的,拿着小本子极为负责地记下那些名字。那时候的理想就是能站在学校的大牌子前,当查路队的最后一关。站在威严的校门、校牌前,是很自豪和荣耀的事。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可惜的是,那天早上脸上突然涌出满满的小米粒疙瘩,密密麻麻的,丑极了,但又不舍得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这样一会儿低下头、一会儿捂着脸,硬是撑过了入校的时间。

珍贵的机遇虽然有些遗憾,但是我终于实现了愿望。此后每每路过校门口,那个局促的小姑娘似乎还站在那里……

那时候的操场是沙土的,有篮球架子。上体育课老师会带我们绕着操场跑,有的同学就跑不下来。我很纳闷:体育课是撒欢儿的好时候啊!直到有一个姑娘,跑步出了事,送去医院也没抢救回来。那个姑娘长着自来卷的刘海儿,后来知道,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到现在还记着她的名字……

体育老师会武术,选中了我。每到下午放学之后,就留下来练习基本功。别的都还好,就是倒立要了我的命,两手总也撑不到要求的时间,最后,满腔热情被倒立打败,从此与武术绝缘。

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进了一批刚毕业的年轻老师,其中一个就教我语文。老师姓张,个子不高,黑黑的,写得一手好字和好文章。

他教给我们写日记,然后在班上点评。我的日记常常被当作范文,本子上也常常有老师画的红圈圈。那是小学非常得意的事情。那时候不会炫耀,只是在心里美,那种美呀,是什么也换不来的!现在想来,老师的肯定,是对孩子莫大的鼓舞,甚至可以影响一生。

记得张老师让写《我的老师》。我记得其中的一个细节:我家与学校之间隔着三环锁厂,那时候的锁厂是低矮的厂房,在我家便能看到张老师的办公室。夜晚,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老师熬夜工作的情形成了作文里的重头戏。

现在,锁厂早已搬走,原址上盖了好多的楼,在我家里再也看不到教室的灯光。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选拔一名作文优秀的学生出去比赛。几轮选拔过后,就剩我和另一个姓赵的女同学竞争了。当时的比赛题目是写《有意义的一件事》。我鬼使神差地写了去海边游玩,全是景色。张老师失望的眼神我至今忘不了……赵姓的女同学,现在也在烟台,好像在银行工作。其实败给她,我一点不亏,她饱读诗书,《红楼梦》是从她嘴里第一次听说的。她是近视眼,要知道,那时候近视眼很罕见,是读书多的标志。哪像现在,不近视才是怪事,那时候“小四眼”是骂人话,现在大家都是了。

张老师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主持过多次小学同学聚会,很多的小学同学通过张老师再次联结在了一起。

那时候,南通路小学会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小学生就会去走方队、当“演员”。那时候的毓璜顶小学有军鼓队,他们路过时的那种威风、傲娇,让我对军鼓钦慕不已。我们学校简朴多了,就是花环队、花束队,后来才有了腰鼓队。出场的时候,统一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手里举着缠绕着彩色纸的花环,统一听口令、喊口号,做出各种队形和动作。能参加这种活动,也是一种荣誉,有些同学组织纪律性不强,是没机会参加的。

假期的时候,学校会举办丰富业余知识之类的学习,那时候还没有素质教育这一说法。我记得有一年举办的是旗语培训。需要自己回家做那种两个红黄三角形拼起来的方形小旗子。我催着妈妈做,可是我总觉得妈妈把红黄两色的位置颠倒了,大哭不已,可是妈妈已经没时间改了,我失望地拿着旗子,躲在教室的走廊里哭,假期的走廊幽深高远,只有我自己的哭声。我能听到操场上“啊呀、玻璃、瓷器……”,对于旗语,我记得的就这些了。后来知道了摩斯密码,又勾起了那面错位的小旗子……

小时候,家里一直是勤俭的,我穿的衣服很多都是妈妈的旧衣服染色、修补、改制成的。是小吧,对衣着没有要求,妈妈给什么就穿什么。但是,终于有一天被同学笑话了。那天,我穿了一双妈妈给做的鞋,就跟现在的懒汉鞋一样的,鞋面还是妈妈精心选的红绿格子。这在同学中极为扎眼,尽管那时候同学们穿的也没有多么时髦和洋气,也就是白球鞋。但我的这双鞋实在是太另类了。我羞得把脚藏在凳子地下。从此,妈妈终止了为我做鞋的工作,我开始穿白球鞋和系带的黑布鞋,那时候已经是五年级了。

小时候最珍贵的就是红领巾了。那是自己勤奋学习、好好努力赚来的第一个荣誉。红领巾每天都要跟家里的钥匙一起挂在胸前,那是当时的小学生的标配。红领巾是棉布做的,每个星期都要洗,洗完了叠成起来,压得板板整整的,周一早戴上最好看。可是,棉布终究不耐用,“红领巾”的末稍会破成一缕缕的,这样也不舍得扔,也是没钱去再买新的,就这样戴着干干净净的破了“尾巴”的红领巾,支棱着两只小“把把”(辫子),跑去上学。上小学的时候没有烦心事。

那时候最漂亮的装饰是纱巾攒成的大头花,那是女孩子的顶级时髦饰品。现在有很多的老照片都留住了那种美。一块方形的纱巾,有着粉色系的朦胧图案,被巧妙地攒成一朵,再让“花瓣”蓬松起来,一大朵花顶在头上、嵌在辫子上,有的“花朵”大到半个脑袋,但依然很美……美是有时代特色的,是这些特色,让童年有了美好而绚烂的色彩。

放学回家就要写作业。那时家住红旗里,周围同龄的孩子一大群,放了学就在楼下一起写作业。有个姓梁的男同学,长着大眼睛,趴在简易的小矮桌子上,写字很用力,所以铅笔就用得多,所以就经常看到他用铅笔帽。铅笔帽是自己用纸卷的,套在铅笔上,把铅笔用到极致,我亲眼见到他能把铅笔用到最后的不到一厘米。

铅笔帽其实成了后来铅笔盒里的必备物品。铅笔帽可以保护削好的铅笔,也可以延长铅笔的使用时间。当然,带着铅笔帽的笔,在铅笔盒里随着黄绿色的军用书包上下翻飞,最后的“保护功能”还是打了不少折扣。

小学时候的我,爱瞎想。我清晰地记得,在做广播操的时候,突然想到“烟台”一定是“有烟的高台子”,这种想象让我自己至今都觉得神奇不已;从红旗里到南通路小学,路过毓璜顶西路那个大坡,那时候个子矮,就觉的那个坡好高好远啊,坡上面就是蓝天,那蓝天下面就应该是海了…….去烟台市委礼堂看电影,深红色的窗帘拉上后,一些灰尘在漏进来的光线里飞舞,像些微小的蝴蝶……在新建球场开运动会,看台巍峨高大,领奖的孩子骄傲神气,我虽然当了五年的观众,领奖的梦却一直埋在心里,直到初中才实现了梦想:终于在铁饼比赛中得了奖……铁饼竟然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唯一得奖的体育项目。南通路小学的对面是西南村,好像有条大沟,不少的同学、老师来自西南村。一个姓姜的女同学就住在学校对面,她妈妈会绣绒绣,很有立体感,雍容华贵,漂亮极了。后来知道,绒绣是烟台的一大特产。

小学的毕业照是在毓璜顶公园照的。前排蹲着,后排的依次站在高高的板凳上。一张张娃娃脸与数百年的毓璜顶合影在一起,古老与青涩的容颜就这样被镌刻得隽永而清丽。多年之后,我发现,我跟小学同学的爱人在一起工作,蓦然的一种亲近感,远胜过了无数语言。

后来,南通路小学改建了,很漂亮、很精致的大楼和操场,但是依然还是原来的形制。每次路过,那些穿着少先队队服的影子,覆盖在崭新的一切之上,飘飘摇摇,童年就这样不肯离开校园、萦绕在心灵深处,成为一生中最珍贵、最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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