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承德三日承德博物馆⑦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河北承德三日承德博物馆（七）⑦
河北承德三日⑦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望长城内外
LOOK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
RECORDS OF FLOURISH AND NATIONAL UNITY

从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起，清代开辟了民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打破了长城内外的界限，改变了历代民族隔离的政策，实行团结、安抚、恩威并施的方针。承德突出了它民族结合部的地区特点，迅速隆兴，成为北京的政治分中心。在这里，清中央政府举行过重大的政治、军事、民族、宗教、文化及外事等活动，接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和藩属国国王使臣的朝觐以及接待西洋诸国来使……

木兰围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生动展示了清王朝前期为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族团结政策的盛世风采。它们记录着清王朝以承德为中心，进行“肄武绥藩、怀柔远人、修德安民”的历史功绩，成为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成为象征民族团结的历史丰碑。

清朝民族关系溯源

融联各部 共图大业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对蒙古各部采取了团结、安抚的政策。皇太极继位后，与察哈尔蒙古各部结成了政治军事同盟，漠南蒙古诸部尊奉皇太极为可汗。漠北蒙古三部也臣服于清朝，漠西厄鲁特蒙古在皇太极至顺治初与清朝陆续建立了朝贡关系。同时，清朝尊崇藏传佛教以安蒙古，团结了蒙、藏各族，进一步加强了满清政权。

恩威并施 皇权一统
清朝入关后，承袭明制，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缓和满汉矛盾；与蒙古贵族联姻，团结蒙古“抚绥安辑”；尊重藏传佛教，实现了西藏地区的安定和睦；开发治理新疆，将其纳入中央政权统一有效管理之下。清廷通过倡导满汉一体、满蒙联姻、因俗而治等民族政策，实现了满、蒙、汉、藏、回等几大民族的友好相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与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康熙时期
第一单元 木兰行围 恩施泽布

作为渔猎民族出身的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出没于林海雪原，崇尚习武、精于骑射。
康熙皇帝御政之初，针对平定三藩之乱中出现的八旗将士承平日久、耽于游乐、武力衰微的问题，特别是在大军南下京师空防的情况下，大后方漠南蒙古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兄弟又意外叛乱，迫使康熙皇帝将政治军事注意力转向北方，开始审慎思考如何处理与蒙古各部上层首领的关系问题。
康熙皇帝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伊始出塞北巡，经数次反复踏勘寻访，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设立了以“肄武绥藩”为目的的皇家狩猎场——木兰围场。从此习武木兰、北巡秋狝遂成为定制。行围期间，清帝通过筵宴、封赐、赏罚、和亲等多种方式行施怀远之略。

康熙皇帝“木兰秋狝”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皇帝首次北巡塞外；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蒙古王公的陪同下“举搜狩之典”，并在诸蒙古部落“敬献牧场”的名义下，设置了木兰围场，秋狝大典自此兴始。
木兰围场东西长150公里，南北宽100余公里，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围场北部是平均海拔1400米以上的坝上高原，南部是丘陵盆地。

“塞外蒙古多与中国抗衡，溯至汉、唐、宋至明，历代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归附如我朝者，未之有也。”
——节选自《清圣祖圣训》卷六O
“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节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校猎纪律，自当严明。”
——节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一O六
“围猎不整肃者，照例惩治。”
——节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一〇二
“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然兵可百年不用，而不可一日无备。”
——节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五

行围规模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廷制定了行围制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规定，每年征调八旗护军、骁骑12000人，于三月、十月、十二月，分三批去口外围猎习武，并令宗室及各部院大臣随扈。

抚绥蒙古
康熙皇帝在北巡和行围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处理北部边疆事务，维护该地区的稳定。通过对蒙古各部的巡察、赐赏、册封以及与蒙古
王公们共同围猎、宴乐等活动，不断巩固和发展清中央政权同这些地区蒙古诸部的友好关系。

巡察赈灾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行围后，于巡行之处见察哈尔八旗牧民“衣食常乏”，遂“赐食，量给银币、布匹”。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七月行围前，得知浩齐特蒙古岁饥，命理藩院遣官拨“粟千石运往赈之”。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八月秋狝时，康熙以“诸蒙古岁旱乏食，命内大臣、大学士等会议运来各口分赈，各扎萨克清查户口，王台吉等亲督领米”。
康熙三十年(1691年)四月，康熙于塞外“察视各蒙古生计”。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八月行围中，派官员考察蒙古各部收成、生计，又赐翁牛特右旗马800匹以资生息。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行围后，阅各处蒙古孳生牧群以及察哈尔左翼四旗蒙古等生计。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八月行围后，翁牛特、喀喇沁、土默特等部蒙古“奏所属旗分岁歉，请借支仓米以赈，从之”。

各部来朝
康熙皇帝巡幸塞外期间，蒙古诸部相继来朝，络绎不绝。喀喇沁、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巴林、土默特、奈曼、喀尔喀、克什克腾、阿霸垓、阿鲁科尔沁、鄂尔多斯、厄鲁特、苏尼特、蒿齐特、扎鲁特、乌珠穆沁、巴尔虎诸部落王、公、台吉、额驸等纷纷入觐，康熙均以礼相待。

赏赐四方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由理藩院议定并奏准，对随围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的赏赐有了定制：
蒙古随围之多罗郡王四人，各赏纬帽一、绵龙缎袍一、粧缎褂一、镀金环佩带一副、毡袜、皮靴各一双、腰刀一、镶绿松石珊瑚撒袋一副、弓矢。贝勒四人、贝子二人，公四人，各赏给纬帽、缎袍、缎褂、佩带、毡袜、皮靴，如前。不给腰刀、撒袋、弓矢。扎萨克一等台吉一人，赏如贝勒等，惟不给缎褂。台吉、塔布囊、管旗章京、副章京及参领、佐领、侍卫总管、副管、骁骑校等，共计四百二十二人，各赏官用缎一。随围马甲、长枪手、鸟枪手、前锋、护军、领催、哈玛尔、向导、捕户等，共计一千七百四十二人，各赏银六两。牵驼马人，及蒙古王等之闲散随从人，共计五百八十五人，各赏银三两、毛青布一。

“谕议政大臣等，从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前噶尔丹攻破喀尔喀，并侵扰我内地扎萨克至乌兰布通。朕亲统大兵征讨，噶尔丹败走。后又侵犯克鲁伦，朕统兵三路并进，至昭莫多剿灭之。今策妄阿喇布坦无端侵犯哈密地方，朕征发阿勒泰及巴尔库尔两路兵进剿，策妄阿喇布坦闻之心胆俱碎。乃遣策零敦多卜等，潜往西藏，劫掠毁坏寺庙。土伯特地方已被残蠹，朕又遣大兵前往击败策零敦多卜等，复取西藏，救土伯特于水火之中。我兵直抵西藏，立功绝域。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尔等诸臣、咸宜知之。”——节选自《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九

第二单元 亲征朔漠 稳定北疆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康熙皇帝曾三次亲征准噶尔，平定了其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策略得当，进退有序，既挫败了噶尔丹的挑衅，又威慑了外邦侵略的野心，巩固了北部边疆，奠定了清朝盛世根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准噶尔汗国
清朝时期，居于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其前身可追溯到明代的“瓦刺”部，包括准喝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四部。其中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