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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35回：海盗乌托邦私掠者，塞拉流浪者穆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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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奴是欧美商匪贩卖的，白奴是塞拉海盗贩卖的。

要成为发达强大国，必须先经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又是一件稀缺品，工业革命已经爆发几百年了，全世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真数起来也就十来个，地球上其它190多个国家都是打酱油凑数得过且过的没有未来的二三流国家。

苏联曾经实现了工业革命，但它倒退了，工业被“休克疗法”摧毁了，俄国现在还没缓过气来。

我国在近代才完成工业革命，如是有群众要问了，为什么我们在清朝没有实现工业革命呢？

清朝的三大出口支柱——陶瓷、茶叶、丝绸，吸收了全球一半的白银，比英国的纺织业更赚钱。

但清朝选错了产业。陶瓷工序太复杂，无法使用机器生产。茶叶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农产品，靠天吃饭。丝绸的原材料是蚕丝，在产业链中，需要种桑树、养蚕，桑树也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种植，对环境要求大。

而棉布的原材料棉花就不一样了，全世界能种植的地方多得去了，美洲能种，尤其是北美南部，印度能种，当然清朝也能种。棉布的原材料大大的有，哪怕你换上机器生产，24小时不停地转动，原材料也能源源不断供上来。

英国工业革命是一场技术革命，生产制度革命，加上基础设施革命，从而引导出观念的革命。以上说的都好像是对的，其实全错了，工业革命诞生的根本是对枪支的需求，也就是说，英国要全球收割韭菜，靠什么？枪，抢。为了改进土枪，需要发明一些技术，这些技术有些被用在纺织等民用领域。

很显然，过去我国的三大出口支柱产业，都无法像棉纺织品那样，需要使用机器。

虽然瓷器、茶叶、丝绸很好卖，我国也无法用机器扩大生产，因为产量相对固定，那我国产品就只能越卖越贵，而不像英国的纺织产品，越发展，越便宜，越便宜，市场规模越大，需求越大，增添机器越多......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崛起。

机器人必然代替工人。市场需要和技术创新，是互相促进的。

多雇人和技术升级，有什么区别？生产效率跟不上市场需求，为什么不是加人，而是技术升级呢？

很多人认为中印人多，内卷化，所以资本家宁愿多雇人生产，也不升级技术，所以导致中国和印度无法爆发工业革命的原因。

在生产数量上，可能相等，但在稳定上，人比不过机器。人操作得再完美，也没有机器生产出来的良品率高。

而且人有情绪，机器没有。如果未来的市场需求稳定而且不断扩大，哪怕机器更贵，资本家也会用机器，而不是人。

因为一台机器安装了，后来的边际成本就是0.00001，生产再多都不用付工资。而如果用加人方法，工资再少，也不可能是0。

所以算长远的账，加机器比加人好。

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奴隶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商品。

说到白人奴隶贸易，就不得不提摩洛哥的塞拉海盗。

黑奴是欧美佬贩卖的，白奴是塞拉海盗贩卖的。

人本身就是生产力，人多力量肯定大，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在历史上，人经常被当成商品出售。

奴隶在历史了有过重大贡献，姑且不说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修建的，单说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下的全球甘蔗种植园，棉花产业和矿产等多是奴隶在运营。

即便是咖啡产业，最早也是奴隶来经营的。

地球上有地震带，也有咖啡带，咖啡带也像极了地球的腰带，来回于热带南北回归线之间23°5′，位于赤道附近南北回归线23°26′之间，这个区域常年获得充足的阳光照射、气温炎热。咖啡产区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上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种植咖啡，需要一定特定高度的海拔、需要有肥沃且排水性好的土地、需要有充沛的降雨，诸多条件汇聚在一起，才可以种植出风味独具一格的咖啡。

全球第一咖啡生产国居然是巴西，如果时间倒推50年，可能在国内喝到的“高品质”咖啡就可能是来自巴西的。如果再往前倒推，巴西还经历了红木经济、蔗糖经济、矿业经济。

拥有着亚马逊热带雨林，拥有非常合适种植咖啡的地理条件之下，巴西种植出的咖啡也有拥有着令人着迷的醇厚度，香醇感。在巴西衙门的大力推广之下，在1886年就做到了全球咖啡的45%，而巴西咖啡的产量和收获季节则直接影响着世界咖啡的价格。

虽然巴西咖啡产量多年世界第一，但咖啡并不是巴西的本土植物。1727 年它由一位叫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帕列塔的葡萄牙人用计从法属圭那亚引入，在巴西 Pará 种植了第一棵咖啡树。

1770年，里约热内卢州建立了第一个咖啡种植园，到上个世纪末，巴西每年出口超过10亿磅的咖啡，早期的咖啡产业依赖奴隶。19 世纪上半叶，150 万奴隶被进口到人工林中工作。在1800年至1850年间，巴西农业和咖啡业的繁荣吸收了200多万非洲奴隶。

巴西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约占世界咖啡产量的约三分之一。1920 年，巴西几乎垄断着国际咖啡市场，供应了世界 80％ 的咖啡。根据 2020 年统计数据，巴西依旧以全球 37.4% 的总产量占比，领跑咖啡产业第一。是第二至第四名的综合。巴西咖啡产量约 5573 万袋（60KG/袋），种植面积 182 万公顷。

可以说巴西的咖啡产业是奴隶建立起来的，那位为什么历史上总是白人奴役黑人呢？有没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呢？

当然有了，历史上也有非洲人跑到欧洲抢走白奴的，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塞拉流浪者杨羊松同志。

丹尼尔·笛福同名小说前半部分中的人物鲁宾逊·漂流记，被当地海盗塞拉流浪者囚禁了一段时间，最后从塞拉河口驶向自由——一次冒险不太让人记得的是主人公后来在荒岛上的逗留。

塞拉流浪者，也称为萨利流浪者，是17世纪和18世纪活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巴巴里海盗集团。像其他巴巴里海盗一样，他们袭击了基督教商船，并赎回或奴役了他们捕获的任何船员和乘客。

许多塞拉流浪者在塞拉共和国外活动，该共和国成立于布雷格莱格河口，存在于 1627 年至 1668 年。塞拉流浪者的许多海盗都是欧洲血统，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和荷兰新教徒。荷兰人杨羊松就是其中一位非常知名的海盗，他在 1618 年被巴巴里海盗俘虏后皈依伊斯兰教，并更名为穆拉特·雷斯 (Murat Reis)。到了18世纪，英国皇家海军等欧洲海军的反海盗行动导致塞拉流浪者最终衰落和消失。

黄剑博之前讲过奥斯曼远征非洲时期，当时被调任指挥第三次远征的人名叫穆拉特·雷斯（Murat Reis）——群众可能已经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人叫多雷斯？难不成是一个海军世家？这里需要作出一点解释——雷斯（Reis）一词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本来是一个头衔的名称，其大致意思可以翻译为“海军舰长”，后来逐渐被加入人名之中，变成很多人明面上的姓氏，比如前面提到的皮瑞·雷斯和塞尔曼·雷斯，都是这样的例子。

1627 年杨羊松离开塞拉后，摩里斯科人不再承认苏丹的权之威，并拒绝为他们的收入缴纳什一税。 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由议会迪万统治的共和国，这是一种由 12 到 14 位知名人士组成的晸府内阁，其成员每年在 5 月份选之举福塔莱萨省总督和上尉。

在共和国的早期（1627 年至 1630 年之间），议会迪万仅由那些来自奥尔纳乔斯镇的人控制，他们对权力的控制受到不断增长的来自其他地方的摩里斯科人（称为安达卢西亚人）的不满。 在 1630 年的血腥群殴之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安达卢西亚人选举了一名酋长，并由 16 名新的议会迪万成员组成，其中 8 名是安达卢西亚人，8 名是奥尔纳乔斯镇人。

1641年，控制着摩洛哥大部分地区的扎维亚·蒂拉亚教团加强了对塞拉及其共和国的宗教霸权。到 1660 年代初期，共和国卷入了与扎维亚的互殴战，最终将统治摩洛哥直至 21 世纪的阿拉维王朝的苏丹拉希德占领了拉巴特和塞拉，结束了其独立。

1668 年，当穆莱·拉希德最终征服了迪莱人时，塞拉最终归摩洛哥苏丹控制。

根据皮埃尔丹神父在 1637 年撰写的《巴巴里及其海盗的历史》中的报告，塞拉的海盗活动始于来自西班牙的摩尔人 ，其财富允许他们获得一些船只。海盗通常聚集在一起在海上航行，主要是为了接近西班牙船只。他们将 10% 的战利品（包括财富和俘虏）交给萨阿迪人，直到他们成功推倒当地人的统治。

在丹尼尔笛福的同名小说中，鲁滨逊漂流记在当地海盗的囚禁中度过了一段时间，最后从塞拉河口驶向自由。

无晸府主义作家彼得·兰伯恩·威尔逊 (Peter Lamborn Wilson) 在其 1995 年出版的《海盗乌托邦：摩尔海盗与欧洲叛徒》一书中，将主要部分献给了塞拉共和国。

在威尔逊看来，像塞拉塞拉这样的海盗飞地是自治的原始无晸府主义社会的早期形式，因为它们的运作超出了晸府的管辖范围，并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

乌托邦的反义词是人类。

实上，每个人对乌托邦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点儿幻觉，认为世上总有一个”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之地。这样的地方或许存在，唯一的前提是，那儿没有人类。

让海盗杨羊松建立一个乌托邦，在我看来难度不亚于让老大哥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文艺点儿说，两者都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理想主义气息。

杨羊松也叫雷斯.穆拉德（约 1570 年至约 1641 年），他是摩洛哥的一名荷兰海盗，1618 年被摩尔人俘虏后皈依伊斯兰教。他开始担任海盗领头者，他也是17 世纪最著名的“塞拉流浪者”。他与其他海盗一起帮助在这座城市建立了独立的塞拉共和国，担任第一任总管和海军元帅。他还担任过瓦利迪亚的总督。

杨羊松于 1575 年出生于荷兰的哈勒姆，当时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一个省。菲利普二世国王统治下的荷兰叛军与西班牙帝国之间的八十年战争在他出生前七年就开始了，这场战争也持续了他的一生。人们对他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他于 1595 年结婚，养育了两个小孩。

在前妻去世后，杨羊松在1600 年与西班牙卡塔赫纳的摩尔人玛格丽塔结婚，也可能只是同居。他们共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成为新阿姆斯特丹的第一批欧洲定居者之一。

1600 年，杨羊松作为一名荷兰私掠者的生涯开始于他的家乡哈勒姆 (Haarlem) ，他离开港口出海航行，在八十年战争期间为国家服务，以骚扰西班牙航运。

杨羊松的行为越过了传统教科书对他的界定，他是一个跨界高手，后来他找到了通往北非巴巴里海岸半独立港口城邦的道路，在那里他可以攻击每一个外国的船只：当他攻击西班牙船只时，他悬挂荷兰国旗；

当他攻击任何其他人时，他又自诩为了奥斯曼帝国的上尉，并悬挂着土耳其人的新月星旗，他也会随意悬挂任何其他地中海公国的旗帜。在此期间，他抛弃了他在荷兰的家庭。

杨羊松于 1618 年在加那利群岛之一的兰萨罗特岛被巴巴里海盗捕获，他被当成俘虏带到阿尔及尔。在那里他“变成了土耳其人”，为了生存他皈依了穆斯林。

一些历史学家推测这种转变是被迫的。 然而，杨羊松本人非常努力地试图让他的基督徒欧洲同胞也皈依成为穆斯林，并且是一位热情的穆斯林传教士。

奥斯曼土耳其人通过公开鼓励摩尔人对那些长期憎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列强进行海盗劫掠以发财致富，所以奥斯曼对海盗保持着不稳定的影响力，经常赞助海盗。

在杨羊松皈依伊斯兰教并了解俘虏他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开始与著名的海盗苏莱曼雷斯一起航行，他也被称为斯莱门雷斯（本来是一个泥炭农夫的荷兰人，杨羊松在被捕之前就认识他，并且他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他们出海时由西蒙·德·丹瑟陪同。 后来由于阿尔及尔与几个欧洲国家缔结了和平协议，阿尔及尔不再是出售被俘船只或其货物的合适港口。因此，1619 年苏莱曼雷斯被炮弹炸死后，杨羊松自作主张将海盗基地搬到了古老的塞拉 港口，并开始在那里以巴巴里海盗的身份展开劫掠。

1619 年，“塞拉流浪者”宣布该港口成为一个不受苏丹统治的独立共和国。他们成立了一个由 14 位海盗首领组成的晸府，并选举杨羊松为他们的领头羊。他还将担任海军元帅，被称为穆拉特雷斯 (Murat Reis)。

塞拉海盗的舰队总共有大约18 艘船，由于港口入口很浅，所以那些船都很小。

在塞拉这座海盗城市的围攻失败后，摩洛哥苏丹承认了它的半自治权。与其宣称的信念相反，苏丹齐达内·阿布·马利在1624年重新获得了塞拉的管辖权，并将杨羊松任命为州长。

苏丹知道杨羊松已当选为总之统，于是通过正式任命他作为形式上的州长，等于是认可了这个结果。在杨羊松的领导下，塞拉的业务蓬勃发展。这个共和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海盗及其副业、航运和赃物交易。历史学家注意到 杨羊松的智慧和勇敢，这体现在他的领导能力上。他还寻找一名助理来跟上他的发展节奏，因此他又聘请了一位来自荷兰的同胞马蒂斯·范博斯特尔·奥斯特林克 (Mathys van Bostel Oosterlinck)，他将担任他的副海军上将。

杨羊松靠他作为海盗海军上将的收入、支付锚地和其他港口费用以及代理销售抢到的赃物而变得非常富有。到 1627 年底，塞拉的晸治气氛恶化，因此杨羊松悄悄地将他的家人和他的整个业务搬回了半独立的阿尔及尔。

杨羊松不时对他的新公务活动感到厌烦，并再次启航前往海盗冒险。1622 年，杨羊松和他的船员航行到英吉利海峡，没有特别的抢劫计划，他们只是想在那里碰碰运气。当他们的补给不足时，他们就会停靠在泽兰的维尔港，从他作为摩洛哥海军上将的官方角色中获得外交特权。

荷兰当局无法拒绝两艘船进入维尔，因为当时摩洛哥苏丹和荷兰共和国之间存在多项和平条约和贸易协定。在杨羊松停泊期间，荷兰当局将他的荷兰第一任妻子和孩子带到港口，试图说服他放弃海盗行为。这些友好的招安策略在杨羊松这个男人身上完全失败了。

尽管荷兰禁止海盗行为，但杨羊松和他的船员还是带着许多新的荷兰志愿者离开了港口。在摩洛哥期间，杨羊松努力确保从其他海盗手中释放荷兰俘虏并防止他们被卖为奴隶。

由于精通多种语言，在阿尔及尔期间，他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苏丹阿布马尔万阿卜杜勒马利克二世(Abu Marwan Abd al-Malik II)在1631年达成的法摩洛哥条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1627 年，杨羊松利用一名丹麦“奴隶”（很可能是作为海盗从丹麦船上俘获的船员）的导航带领他和他的手下前往冰岛。在那里，他们袭击了格林达维克渔村。这次行动的收益微薄，只有一些咸鱼和一些生皮，但他们也抓获了十二个冰岛人和三个恰好在村子里的丹麦人。当他们离开格林达维克时，他们还通过伪旗行动设法欺骗并捕获了一艘丹麦商船。

这些船只驶向丹麦冰岛总督的所在地贝萨斯塔济进行袭击，但无法登陆，据说他们被当地防御工事的炮火和来自南部半岛的一群快速集结的枪兵所挫败。他们决定乘船返回塞拉，在那里将俘虏卖为白人奴隶。

两艘来自阿尔及尔的海盗船可能与杨羊松的袭击有关，他们在7月4日抵达冰岛并在那里掠夺。然后他们航行到南部海岸外的韦斯特曼纳埃亚尔并在那里袭击了三天，史料记载海盗杀死大约50人，并绑架了大约400白人奴隶，并将奴隶运到了北非。这些事件在冰岛统称为土耳其绑架，因为巴巴里海盗国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曾在海盗船上待过的冰岛奴隶声称，海盗给予妇女和儿童的居住条件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被允许在除了后甲板的整艘船上移动，有人看到海盗从他们自己的私人藏匿处给孩子们额外的食物。

一名在船上分娩的妇女受到有尊严的对待，海盗为她提供隐私和衣服。一旦船只离陆地足够远，这些人就被放在船舱里，并把他们的锁链卸下。尽管关于俘虏待遇的说法广为流传，但冰岛人的描述并未提及奴隶在航行中遭到强奸的厄运，当时有约242名冰岛人被北非海盗劫持到非洲，古德里德女士只是后来返回冰岛的少数俘虏之一，她曾经被卖给一个北非人当小妾。

后来丹麦国王支付了一些赎金之后，古德里德女士与另外一些幸运的白人奴隶有机会重返欧洲，当时他们已经在北非做了十几年的奴隶。

后来北非海盗船在公海航行了两个月后，在欧洲海域的航行中几乎没有找到值得打劫的目标，杨羊松转向询问在航行中俘虏的罗马天主教徒约翰·哈克特 (John Hackett)，以了解可以在哪里进行有利可图的劫掠。

位于爱尔兰西科克小镇巴尔的摩的新教居民被罗马天主教本土爱尔兰人所憎恨，因为他们定居在从奥德里斯科尔氏族没收的土地上。哈克特为了报仇，故意引导杨羊松到巴尔的摩的那个城镇，并故意远离他自己的故乡。

杨羊松在1631 年6 月20 日洗劫了巴尔的摩，没收了一些不值钱的财产，但杨羊松俘虏了108名白种人俘虏，并在北非将他们卖为奴隶，这也是黄剑博在后续要重点介绍的一个历史片段：欧美有黑奴，非洲有白奴，是不是颠覆你的认知了？

据说杨羊松释放了爱尔兰人，只俘虏了英国人。在劫掠发生后不久，哈克特因此罪行被捕并被处以绞刑。 “看到这么多诚实的少女和这么多美好的妇女在这些野蛮人手下惨遭摧残，没有一个基督徒能不充满悲伤并为此落泪。”最终只有两个村民回到了他们的家乡。

杨羊松也喜欢在地中海的劫掠，杨羊松（穆拉德雷斯）选择通过突袭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岛、撒丁岛和西西里岛南部海岸等地中海岛屿来赚取巨额利润。

他经常在突尼斯出售他的大部分赃物商品，在那里他与当地长官迪伊成为狐朋狗友。据说他曾航行到爱奥尼亚海。他率领由荷兰人、摩里斯科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精英耶尼切里组成的海盗船员在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海岸附近与威尼斯人作战。

1635 年，穆拉德雷斯（杨羊松）在突尼斯海岸附近航行，可能是他太大意了，很快穆拉德雷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下，因寡不敌众，加上准备不足，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他和许多手下一起被马耳他骑士团俘虏。

杨羊松被囚禁在岛上臭名昭著的黑暗地牢中。在地牢中度过艰难岁月，他还受到虐待和折磨，健康状况不佳。 1640 年，突尼斯酋长精心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海盗袭击，以营救他们的船员和海盗，杨羊松差点没能逃出来。当他返回摩洛哥和附近的巴巴里地区时，他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和赞扬。

1640 年杨羊松返回摩洛哥后，他被任命为塞拉对面的瓦利迪亚要塞的总督。他住在马拉迪亚城堡内。

1640 年 12 月，一艘带着新荷兰领事的船抵达，有人带着杨羊松在荷兰的妻子和女儿莉斯贝斯来探望杨羊松。当他女儿到达时，杨羊松“坐在地毯上，盛气凌人，有丝绸靠垫，仆人都在他身边”。 她看到父亲穆拉特雷斯已经变成了一个虚弱的老人。

莉斯贝斯一直陪伴在她父亲身边（1596 年一位不知名的荷兰妇女生下了杨羊松的第一个孩子莉斯贝斯 Lysbeth Janszoon van Haarlem）。到了 1641 年 8 月莉斯贝斯返回到荷兰。此后，人们对杨羊松知之甚少。他很可能最终从公共生活和海盗生涯中隐退。他的真正死亡日期仍然是一个谜。

后来成为私掠者后，杨羊松在西班牙卡塔赫纳遇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女人，他后来与她结婚。这个女人的身份在历史上是模糊不清的，但史学家一致认为她有多种族背景，在西班牙被认为是“摩尔人”。历史学家声称她只不过是一个小妾，其他人声称她是一名为基督教贵族家庭工作的穆斯林穆德哈尔，还有其他人声称她是一位“摩尔公主”。

通过这次婚姻，杨羊松又有了四个孩子：Abraham Janszoon van Salee（生于 1602 年）、Philip Janszoon van Salee（生于 1604 年）、Anthony Janszoon van Salee（生于 1607 年）和 Cornelis Janszoon van Salee（生于 1608 年）。

据推测，杨羊松于 1624 年与苏丹穆莱齐登的女儿第三次结婚(Moulay Ziden)。

在杨羊松所处的年代，海战是漫长而血腥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在大海上得到验证。1607年4月，此时的约翰·沃德正率领两艘突尼斯私掠海盗船在土耳其海岸巡航，寻找着猎物，结果他发现了威尼斯船只“雷尼埃拉和索德琳娜号”。这是一艘巨型的拉古萨式大帆船，重约一千五百多吨。在当时，五百吨重的舰船便称得上是大型船只，而拉古萨商船确实是浮动的海上堡垒。

这艘拉古萨商船远比沃德自己的桨帆船和快速平底船大得多，因此，沃德的小舰队朝着对方狂轰了三个小时的加农炮，寄希望于对方能因此投降。但是，遭到连续炮击的威尼斯船并没有降旗投降。相反，船员们聚集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楼里，准备击退任何登船的私掠者。就在这个时候，沃德的两艘船发起了最后一轮链球弹齐射。威尼斯的官方事件报告描述了这次齐射的结果：

他们的计划是要形成恐吓作用，确实也完美地实现了，情况是这样：防守上层后甲板的海员中，有两人被一发炮弹击中。他们身受重伤——实际上是被炸成了碎片。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把武器扔在了甲板上，跑回他们自己的财物所在之处，全然不顾正在靠近的两艘敌船。

威尼斯船长无力平息骚乱并重整秩序，无奈之下只得投降。威尼斯船成了战利品，而幸存的船员和乘客很快便踏上了前往突尼斯奴隶市场的旅程。至于沃德本人，这次战斗进一步巩固了“海盗之王”的恶名。（彼得·莱尔著《全球海盗史：从维京人到索马里海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