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16日，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天却难以忘怀。这一天，我离开家庭，走向社会，成为一名铁路工人，有了一个正式工作。

      高中毕业后两年半时间没有工作，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当时国家的政策是，高中生毕业，不能升学，不能参军，不能就业，只有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学校里，学校会直接把学生的户口集体迁转到上山下乡指定的公社、生产大队。                            

      终于有了正式工作，非常兴奋。头一天父亲告诉我，明天一早有汽车送我们到新的工作单位去报到，同时告诉我停车地点和开车时间。我要去的单位在河北磁山，离家很远，早早地就把衣物和行李收拾好，衣物装了一个铁皮箱，被子和褥子打了一个行李包，准备好第二天出发。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便来到事先约定的地点，一辆解放大板车已经停在那里，我们三男六女共九个人先后聚集到这里，大家轻手利脚，迅速地把行李装上汽车，人再一个个爬上去，坐好以后，汽车启动了。有一位人事干部负责送我们，他坐在驾驶室里，告诉我们汽车到磁山需要走八个小时。汽车开了没多久，到了榆次长途汽车站停了下来，这里又上来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的家好像不在榆次。车上一共坐了我们三男七女共十个人，直奔磁山。

      磁山是河北省武安县的一个小镇，邯（郸）长（治）铁路将在磁山站与既有线接轨。当时邯长线还没有全线贯通，但是磁山到涉县段已经修好，为了往外拉铁矿石，往里运煤，这段铁路提前在磁山站与既有线接轨，由磁山运输段临管运营，每天发一对客车和若干趟货车，我们这十个人将加入到磁山到涉县这段铁路临管运营的行列中。

      汽车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蜿蜒穿行，途中将经过榆社、长治北、潞城、黎城、涉县等地。八月中旬，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汽车沿着公路快速地向前行驶，两侧的树木和景色慢慢地向后退去。柏油马路在太阳的炙烤下，泛出灼热的光，坐在汽车上远远地望去，就好似积了一潭潭清水，折射着太阳的光芒。公路两边长着整齐的白杨树，树上的知了在太阳的照射下不耐烦地叫着，远近连成了一片，好像在为我们演奏着一曲曲动听的音乐，为我们欢呼，为我们祝福。

      汽车在不时地颠簸，大家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没有人说话，都在黙默地思考和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经过长时间跋涉，下午四点钟到达磁山，汽车停在单位的院子里，我们一个个把行李从车上卸下来，此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路上每个人都经受了风吹日晒的洗礼，面部和两臂变得通红。

      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旷野，磁山运输段在这里修建了管理、生活和家属住宅区。管理区有行政、政工、公安、电话所、通信工区和领导办公室等。生活区有医疗所、招待所、食堂和集体宿舍，两个区域被一条窄窄的土路隔开。与这条土路垂直的还有一条较宽的土路，应该是乡镇公路，一侧通向磁山火车站，另一侧通向远方。家属区就座落在这条土路的另一侧，有六、七幢房子，此外周围全是庄稼地。

       负责送我们的人事干部将我们十个人交给这里的人事部门，人事部门将我们分别安排在招待所休息。招待所是一幢三类房屋，砖墙垛，土坯墙，墙里墙外抹泥，油毛毡顶，土地面。这种房子建造成本低，不保温、不隔热，更不防地震。

      招待所里住着两位弹棉花的宁波人，给职工和家属弹被套，我们三个男生和他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那时候宁波人就知道出来打工赚钱，特别有经济头脑。当时单位有一个文艺宣传队，负责人三番五次到招待所来找我，试图说服我参加他们的宣传队。其实我一点文艺细胞都没有，对说拉弹唱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我并不喜欢文艺，始终没有答应他。

      这时候离唐山大地震才刚刚过去不到二十天时间，这里离唐山又近，当时受地震波及影响肯定很大，人们还都沉陷在地震后的惊恐之中。职工家属房也都是三类房屋，不抗震，家属房旁边到处是职工们搭建的防震棚。所谓防震棚，非常简易，不过是搭个低矮的木架子，四周和顶部全部搭上彩条布，可以挡风避雨遮太阳，晚上睡在里面不用担心地震。这里的家属区，在三类房屋中穿插着防震棚，乱糟糟的一片狼藉。     

      当时我根本来不及思考房子的安全性，能够拥有一个正式工作已经不错了。在招待所住了两天，我被安排到通信工区，其他两位男生一位安排到信号工区，另一位安排到载波室，七个女生都被安排到列车所当列车员。我们都搬到了各自的集体宿舍。

      宿舍里老鼠肆虐，男宿舍里并没有什么吃的东西，老鼠还是窜来窜去，有时宿舍里几个人同时堵截，老鼠会沿着屋内墙的阳角迅速地爬到房梁上逃走。过去我们家租住房东的房子，房东为了规避老鼠，把一些吃的东西装在萝筐里，吊在房梁上。这些办法如果在我们这里，可以说都是徒劳的。

     生活区的后边有一个小门，从小门出去有一条小路与磁山站相连，不到一公里远。列车所的列车员们每天沿着这条小路出乘，往返于磁山、涉县之间。由于条件艰苦，一同来的人当中有的人想家，但我是例外，此时就像一个钻出鸟笼的小鸟，呼吸着新鲜空气，自由自在地翱翔。

      食堂就在宿舍的斜对面，离的很近。当时吃饭要粮票，只有钱没有粮票是吃不到饭的，我的户口在山西，单位在河北，山西粮票到河北不能使用，要全国粮票又非常困难，只好把户口迁到当地，落到单位的集体户口上，这样吃饭问题就解决了。食堂的伙食可想而知，那时粗粮多，细粮少，有时候食堂吃饺子，把面活好、饺馅拌好，谁想吃就把面和馅买回去，自己包，自己找地方煮。当时我既不会包，也找不到地方煮，每当这个时候，只有望洋兴叹，不吃饺子买别的饭菜。

      到磁山不到一个月，毛主席去世了。九月九号下午四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在宿舍里，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一个女职工尖叫了一声，说毛主席去世了，然后号啕大哭。我赶快跑到院子里，单位的扩音喇叭里正在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告全国各族人民书，知道毛主席去世了。

      那个时候，大家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毛主席代表了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像后来有的领导，代表极少数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得不到人心。毛主席没有了，大家都感到悲伤，他的追悼会十八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各地、各单位都组织收听、收看实况，我在单位也收看了电视，这一天下着大雨，单位的组织者在会场上也是痛哭流涕。

      没过多长时间，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尤其江青、张春桥不得人心，张春桥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真是混账逻辑，中国经济已经被他们搞到了崩溃边缘。单位组织游行，拥护中央决定，我也在游行队伍当中。磁山人不多，我们的游行没有人观看，但是我们走在乡间小道上，一边打着鼓、敲着锣、一边高呼着口号，就像电影里三十年代学生游行一样，群情激奋，粉碎四人帮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单位组织召开批判会，我代表通信工区发言。写文章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难事，提前把稿子写好，在会上照本宣科。我说四人帮是盖在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涂在鬼脸上的雪花膏，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同志们的称赞，说我的比喻非常生动形象。我还填了一首词，在我的日记本里面。四十多年过去了，翻开当时的日记本，里面写道:领袖逝世，恸欲绝，悲哀至极……

      后来团支部让我负责黑板报宣传栏编排，我总是认真负责，按时出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表扬单位里的好人好事。我们驻地附近有个和村万人坑，是当年日本人在峰峰煤矿屠杀中国矿工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万人坑里白骨累累，记录了一段中国矿工的血泪史。团组织带领团员青年前去参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我们更加增恨日本侵略者。

      我在通信工区负责电话和通信线路的维护，直接为铁路行车服务，责任重大。那时的电话是磁石电话，正常的线路检修和电话检修，都比较好处理，最怕是突发情况，有时线路会出现断线、混线、接地等故障，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出现这些情况都要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处理。有一次，一个跨铁路线的电杆坏了一个瓷瓶，出现接地情况，需要更换，这个电杆非常高，是浸沥青的油杆，打两节绑腿，有二十米高，我戴着脚扣背着瓷瓶爬了上去，天空刮着风，工长在地面指挥，我在电杆的横担上，居高临下看着地上的工长，两腿发抖，汗水浸透了衣衫，换完瓷瓶慢慢地从电杆上爬下来，真是步履维艰。实际上我有恐高症，只是自己不知道，不敢登高，不敢从高处往下看，如果站到高处往下看，血就会往头上涌，两腿发软。

      十二月下旬，到了数九寒冬季节，天气非常寒冷。一天下午，单位突然把我们年轻人都叫到一起，让我们到磁山车站乘坐轨道车赶往涉县150电厂救援抢险。原来一列装满煤的列车在150电厂专用线与站内的一列空车皮相撞，现场非常惨烈，造成一人死亡，线路被毁坏，煤运不进电厂，电厂将面临停产。我们去的任务就是运道砟，抬枕木，恢复线路。寒风凛冽，手冻得伸不出来，脚也冻得麻木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室外作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晚上没地方休息，众多的人们在一间房子里围着火炉打盹。被轮换回来以后，在宿舍里好好地睡了一觉才恢复体力。

      后来我调到新固镇车站，这里比磁山的条件还差，没有食堂，车站上的职工，有的带着家属可以做饭，有的自己会做饭。我既不会做饭，又没有食堂，吃饭成了问题。好在有个工程队，负责我们这段的铁路线路养护，住在我们附近，时间长了，和他们熟悉了，就到他们的食堂去买饭，他们的炊事员是四川人，回锅肉做的非常好吃，这样就解决了吃饭问题。 

      有一次去冶陶镇赶集，结果什么都没有买到。回来时路过固镇村，在一个农妇家里买了一斤鸡蛋，将手绢对角系上，把鸡蛋兜了回来。刚要出村口，被村干部拦住，问我鸡蛋是在哪里买的，我说在集上买的，他不信，非让我说是在谁家买的。其实他早就盯上我了，最后拉着我来到那个农妇家，让农妇退钱给我，让我把鸡蛋留下。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可是农村仍然执行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那个农妇私自卖鸡蛋是在搞资本主义，农民养猪、养鸡、种树都有数量限制，超过了数量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多么荒唐啊。多少年以后，我把这件事情讲给我的孩子听，孩子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时有个师傅要为我介绍对象，我觉得自己年龄太小，不宜过早介入这个事情，被我婉言谢绝了。

      有时侯我到磁山办事，上午坐火车去，下午坐火车回来，来回坐车都不用买票，也没办通勤票，因为是自己单位开行的列车，和列车员互相间都认识。但是其他单位的职工，他们不属于我们磁山运输段，坐车就应该买票或者持有铁路免票。有一次，线路养护单位的一个职工坐车没买票，遇到列车员查验车票，双方发生了争执。当班民警闻讯过来调节，这个人毫不示弱，民警见说服不了对方，就掏枪震慑。没想到这个人根本就不害怕，站起来和民警夺枪。枪一下子走了火，子弹从顶棚射了出去，幸好没有伤着人，事后这位民警被调离了公安队伍。

      那时的公安队伍，不像现在都是警校毕业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会时会闹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东戍车站经常有当地老乡到列车上偷煤，领导就安排公安蹲坑抓偷煤者。这一天，夜己经很深了，来了几个偷煤的人，蹲坑的民警大吼一声，偷煤的人丢下工具就跑，民警在后面猛追。追了一阵子，见追不上，就朝天鸣枪，结果把偷煤的人给镇住了，顿时停了下来。民警一看四周黑漆漆一片，对方三、四个人，寡不敌众，顿时感到害怕，掉头撒腿就往回跑。前面那几个偷煤的人定了定神，反应过来以后便开始反追。最后民警被打昏，枪被抢走。丢枪可是一件大事，后来公安立案侦破，把枪追了回来。

      后来我调到涉县通信工区，涉县盛产核桃、柿子、花椒，我住的宿舍房前有一棵花椒树，房后有一棵核桃树。房前的花椒树到了秋天结满了花椒，有时自己做饭，就直接到树上摘几粒花椒，房后的那颗核桃树，结滿了核桃，它有几个枝杈长到我们的房顶上，我们爬上房顶可以随意地摘核桃吃。树的主人来摘核桃，发现房顶树枝上的核桃都被摘光了，就来找我们讨说法，我们都说不知道，树主人盯着我们的手，认定是我们摘的。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残留着剥核桃那层绿皮留下的黑褐色的颜色，这个颜色半个月都脱不下去。树主人很生气，拿走了我们几个人的洗脸盆做为抵偿。

      我们车站的业余文化生活比较枯燥，到了晚上没有事做。晚上往家里打电话，记录很长时间也接不通，有时好不容易接通了，声音小又听不清，因为要经过好几个交换机。我们住的山下有一个汽车队，也是参与邯长铁路建设的，他们经常放露天电影。只要放电影，我们就去看，路程不远，走十来分钟就到了，五朵金花、阿诗玛、天仙配这些电影都是那时侯看的。

      在我们车站，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职工犯了错误，被隔离审查，晚上需要民兵看守。当时领导安排通信工区出两个人，另一个人年龄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他说咱们俩不需要同时看守，让我值后半夜，他值前半夜。其实前半夜并不耽误睡觉，后半夜就非常难熬了。那个犯错误的人发现我瞌睡难当，就让我回去睡觉，说他不会逃跑，也不会自杀。他这么一说，我更警惕了，把枪背在身上，困意一下子全没有了，这样一共坚持了一个星期。其实车站派出所为我们配备的枪支只起一个震慑作用，里面并没有子弹。

      粉碎了四人帮，文革结束了，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三十的职工涨工资。我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工作十几年了，还是二级工，一直没涨过工资，每月四十元钱的工资，加上流动津贴不过五十元钱，要养活老婆孩子。像我们这些刚刚参加工作的工资比他们也少不了多少，而他们却都是工作中的中坚力量和骨干分子，确实应该涨工资。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涨，这个界限怎么划分呢？确实很难，文革中的派性还没有消除，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人们又开始你争我斗，互相伤害。

      我们管辖的通信线路要定期进行巡线，一个区间七公里，这就意味着要背着脚扣和瓷瓶，至少走七公里的路。有时候吃饭时间到了，走在区间里，没有地方吃饭，就带些干粮，饿了就坐下来，吃完了再继续走。有一天早上出去巡线，发现一个电杆的瓷瓶坏了，需要更换。这是一个八米高的水泥电杆，由于早上电杆上挂着霜，我没注意，戴着脚扣和瓷瓶往上爬，一不小心从电杆上滑了下来，衣服扣子全被撸掉了，幸好没有其他伤害，当时腿抖得厉害，过了好一阵子，电杆上的霜化了，又重新爬上去，把瓷瓶更换好。

      涉县车站有公寓食堂，一般情况下，吃饭前自己闷点米饭，到食堂买个炒菜回来。大米需要到河南新乡去买，有时候我们几个人相约一起去背大米，那时候，国家对粮食控制非常严格，粮食不能出省，否则会被没收、拍卖。到了新 乡，一般是晚上进行交易，粮食市场没有开放，白天不敢交易。到了晚上，下了火车，径直来到卖大米的地方，快买快走，防止被管理人员发现，惹出麻烦。卖大米的了解买大米的心理，他们趁着天黑、光线不好，故意在大米中参杂一些白色沙粒，并且将大称和小称砣混在一起搭配使用，造成缺斤少两。我们买的大米回来后上称一称，总是要少好几斤。

      我的一个朋友的媳妇是列车员，她要为我介绍对象，之前和现在为我介绍对象的这两个人并不相识，可是他们要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多么巧合。尽管这个人的个人条件不错，但是我感觉自己年龄太小，不适合谈个人问题，就委婉的谢绝了。

      1978年4月我调离了磁山运输段，那段岁月便成了永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