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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岳阳楼记》，并不知道作者范仲淹从来没有去过岳阳，而是在600公里之外一个叫百花洲的地方，看图说话写就的一篇命题作文。

去了河南邓州的花洲书院，才知道范仲淹展开的那幅《洞庭秋色图》，是岳阳太守滕子京托人带来的，嘱请他为自己修造的岳阳楼写一篇纪念文章。随图而来的还有一封信《与范经略求记书》，信中言之切切：“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楼千里外，不其胜欤？当年范公在边塞所吟咏《渔家傲·秋思》、《苏幕遮·碧云天》，僚属至今记忆犹存。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贽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昌清严，伏惟惶灼。”

再后来，去了湖南岳阳，在岳阳楼下反复吟诵《岳阳楼记》，在双公祠里流连端详范仲淹与滕子京分坐案旁，才知道范仲淹和滕子京原来是“吾谁与归”的一对比心挚友，才知道从百花洲看到岳阳楼，范仲淹才是最懂滕子京的人。

此时，“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信中的范公，已不再是镇守西北的经略安抚招讨使，也不再是仁宗皇帝身边的参政知事（相当于副宰相）。“庆历新政”夭折后，范仲淹已经被贬为邓州知府。但是，两人由相识到相知，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在宦海中沉沉浮浮，已建立了荣辱与共情同手足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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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比滕子京大一岁，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 赴京赶考，街头相遇。考场外，相见恨晚，一见如故。考场内，同科及第，一榜进士，俗称同年。“同年”的友谊，和同窗有得一比。揭榜后，两人相约远足，携手游览青阳长山和九华山，一路无话不谈，一路山水美景，一路人生抱负。

入仕为官后，范仲淹曾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工作中，范仲淹发现唐代修建的黄海旧堤年久失修，海潮倒灌、卤水充斥，良田被淹，盐灶被毁，百姓苦不堪言，遂建议泰州知州、江淮漕运使张纶沿海重修捍海堤堰。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宋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病逝，范仲淹不得不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继续主持完成，史称泰州治堰。临走时，范仲淹举荐泰州军事判官滕子京担任张纶的助手。在修堤筑堰的过程中，滕子京显示了出众的能力才干，备受张纶称赞。

范仲淹升任京官，举荐滕子京也到京城任职。天圣七年（1029年），已经十九岁的宋仁宗赵祯依然被皇太后垂帘听政，早早准备着冬至时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将家礼与国礼混为一谈，有违伦理，向仁宗奏疏曰：“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同为御史台谏官的滕子京更是口无遮拦，直言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好在仁宗皇帝毕竟宽仁，并未因二人如此犯上而敕令责罚，只是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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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这年夏天，汴京城暴雨如注，玉清昭应宫被雷电击中，一夜大火将堂皇的宫殿烧成了一堆焦土瓦砾。把持朝政的皇太后借此机会，以管理不善为名，罢黜了当朝宰相王曾，其提携重用的范仲淹、滕子京等一众中低官员也被逐出京城，贬至边远苦地。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西北边境战事吃紧，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协助安抚使夏竦讨伐西夏。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李元昊率领西夏军再次进犯，直逼关中，宋军连吃败仗，近万人做了俘虏。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只有120里。滕子京沉着应战，筹集粮草，招募勇士，动员百姓共同守城。已改任庆州知州、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的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驰援赶到，合力击败了李元昊。二人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同仇敌忾，勠力同心，立下了汗马功劳。

泾州保卫战胜利之后，范仲淹被宋仁宗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在范仲淹的再次举荐下，有功之臣滕子京也被提拔为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知州。

就在滕子京到任后不久，即遭人举报，指控他在泾州时贪污腐败，滥用公款，吃喝玩乐，迎来送往，招待花销16万贯。基于案情复杂，牵连众多，害怕百口莫辩，滕子京烧毁了所有账簿，让人查无实据，无法定罪。朝廷派人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所谓16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每月的供给费,招待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吃喝的费用只有3000贯。当时正值庆历新政，在朝中担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欧阳修极力为其辩白，力求赦免。后来，大事化小，滕子京官降一级，被贬为凤翔知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被贬虢州知府(今河南灵宝市境)。对此偏轻处罚，朝中御史依然接连上奏，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又被进一步贬到了更为荒僻的岳州巴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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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案，后世编纂的《宋史》有一段评价：“宗谅（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盖棺定论的这句话，似是说明滕子京只是豪爽侠义，敢做敢当，不像贪腐之人。滕子京死后，滕家无力抚养幼子，范仲淹慷慨担当，在《祭滕子京文》中义不容辞地承诺：“我今抚之，必教有称。” 也似佐证了滕子京还算是比较清廉的官员。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滕子京是带着满腔的愤懑和不甘赴任巴陵郡的，他试图在这里证明自己，扭转自己在官场灰溜溜的形象。他在这里干了三件自己认为可圈可点的大事，一是修建了岳州学宫，二是修建了堰虹堤，三是修建了岳阳楼。修建岳州学宫，可谓是百年树人的民心工程；修建堰虹堤，可谓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工程；修建岳阳楼，则是宣传岳州的形象工程。

洞庭湖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湖边的岳阳是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汇聚的水上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来到岳阳城下无处停泊，都只能停靠在南岸很远的津渡，进城时，往返一趟十分辛苦，若遇到狂风巨浪，经常有颠覆沉没的危险。滕子京发动群众，只用一季，便修筑了长一千尺，高三十尺的堰虹堤，来往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内，受益的百姓、官员、商贾无不竖指称赞。

因“庆历新政”而被贬滁州的欧阳修闻知此事，对滕子京大加赞赏，发来了《堰虹堤记》为朋友歌功颂德：“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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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比欧阳修更铁一层的“同年”好友，展读滕子京的信函和画卷，范仲淹已是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自己在邓州创办了花洲书院，好友在巴陵修建了岳州学宫，虽没有去过岳阳，但凭着对家乡苏州太湖风光的向往，也能想象到那“衔远山，吞长江”的洞庭湖是如何的“横无际涯”、“浩浩汤汤”，那“日星隐曜”、“浮光跃金”的万千气象，那“渔歌互答”、“虎啸猿啼”的生动场景，那“朝晖夕阴”、“静影沉璧”的时光轮转，都如历历在目。触景生情，登临雄伟壮观的岳阳楼时，怎能不油然而生“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的洋洋喜气，但联想到改革失败、理想受挫、壮志未酬的现实，又怎能不生发“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的迷茫，“感极而悲”呢？

虽然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范仲淹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一手主持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次年，自请放逐为邓州知府，以堂堂副宰相的智慧胆识，重教化，轻刑罚，废苛税，倡农桑，治理一个州府，游刃有余，绰绰有余，深得民心，已初见成效。欣闻自己的好兄弟在巴陵也干得风生水起，只一年多的工夫，已经是“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自己既要为劳苦功高的好兄弟举杯相庆振臂欢呼，也有责任、有义务、有情分告诫滕侯，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何种成绩，都不能忘乎所以，都要以国家社稷为重，都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要“进亦忧，退亦忧。”都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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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忧国。《岳阳楼记》里的万般叮嘱，都是知己知友的范仲淹写给挚友的肺腑之言，更是其身体力行的内心独白。庆历八年，朝廷调范仲淹到荆南府任知州时，邓州百姓感其恩德，绵延数里，跪道两旁，殷切挽留。范仲淹不得不上书仁宗皇帝，得以在邓州留任一年。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离世时，欧阳修为其撰写的碑文中记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常自诵曰 “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苏轼评价说：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王安石称颂其：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宋仁宗亲书“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岳阳楼记》激情四射，文采飞扬，境界高远，一经问世，便引起朝野轰动，不但使岳阳楼名声鹊起，也让滕子京重新被仁宗想起重用，庆历七年(1047)，被调任为苏州知府，并终老于这处富庶之地。苏州，正是范仲淹的家乡。而范仲淹的长眠之地，则在滕子京家乡洛阳城外的万安山下。也许这只是地理空间上的机缘巧合，也许这也是冥冥之中真挚友情生死不息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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