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交汇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城市，他冠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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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前121年），19岁的霍去病统兵远征河西，大败匈奴。汉武帝为了彰显大汉帝国的武功军威，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武威因此得名，成为“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的战略要地。

汉唐之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这里一度是长安和洛阳之外中国最大的城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以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160余年的岁月里，河西总共出现过26位凉王，其中的18位都把都城定在了武威。只不过，彼时，这座都城更响亮的名字叫凉州，“五凉京华，河西都会”，其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地位和繁华都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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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不只有盛大的武功军威，还有博大的文化和艺术。因为凉州，盛唐大诗人王之涣和王翰各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一并成为唐诗丛林中的丰碑。

当今，河西走廊已是旅游者纷至沓来的一块热土，但相比于敦煌、酒泉和张掖，武威的名头似乎稍弱一筹，也许是因为敦煌的莫高窟、酒泉的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声名都过于显赫，也许是因为它们占地的排场都过于庞大，使得武威稍显沉静和羞赧，局限和掩饰了本应一样活力四射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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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然，无论是雷台汉墓的马踏飞燕，还是凉州会盟的白塔寺，抑或是中国石窟的鼻祖天梯山石窟，都具有响当当的中华文明内核，都是无可替代的历史坐标。即使你旅行的时间再短，也不能不在武威放慢脚步，也不能不在这些标点上停留一刻。

雷台汉墓之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对每一个爱好旅行的人来说，都是旅途中的一个图腾，因为它是中国旅游的标志，不但遍布华夏，而且闻名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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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马踏飞燕的实物出土于武威的雷台汉墓，虽然高只有34.5厘米，长只有45厘米，宽只有13厘米，重只有7.15千克，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但却是世界惟一的无价之宝，一经出土，便惊艳了全世界。

即便是无数次地看过了马踏飞燕的图片，脑海中已经装有无数个马踏飞燕的影像，但当我站在武威市凉州区的雷台公园门前，抬头仰望“天下第一马”的巨型雕塑时，还是从心底感到了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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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匹凌空飞奔的天马，三足腾起，一足轻轻踩着一只龙雀，小龙雀尚在回头惊讶，天马已经疾速超越。天马昂首嘶鸣，无所畏惧，坚毅前行，散发着轻灵，浪漫，坚定，洒脱，奔放，豪迈的神情。虽则只是一件重见天日的陪葬品，实则更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这是一匹天马行空的神马，风驰电掣的造型，仿佛瞬间即可腾跃万里，被人寓意了中华民族无私无畏乐观向上的风流气概。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少年英雄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铮铮誓言，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了骠骑将军千里追击马踏匈奴的万丈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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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台是古代祭祀雷神的地方，最早为前凉国王张茂修筑的灵钧台，因10米高的夯土堆上留存有明代天顺年间的雷祖观而得名。

文物专家考证，雷台汉墓大约修建于东汉晚期。汉墓里，和马踏飞燕一起出土的还有一个阵势浩大的铜车马战阵，威武雄壮的战阵里，共有99匹战马，马俑胸前的铭文表明，墓主人为“守张掖长张君”。“张君”应该是一位英勇拼杀战死沙场的将军，墓穴的棺椁里，只有将军的一段腿骨和其妻子的些许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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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墓中残缺不全的将军骸骨，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军人“将军百战死”“马革裹尸还”的英雄本色。

凉州会盟之白塔寺

白塔寺，南距武威城20公里，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50多年。这是一座见证了西藏正式进入中华版图的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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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47年，这里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会谈，会谈一方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一方是西藏的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会谈达成了西藏归属蒙古汗国的一揽子条件，双方签字画押，颁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多年各派地方势力割据的混乱局面，史称“凉州会谈”或“凉州会盟”。自此，西藏成为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告知藏人，蒙古人尊重佛法和藏人的宗教信仰，尊重藏人在藏区的制度建设，并以畏兀儿人及汉人等的不同遭遇，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角度，晓以利害，说服藏人以和平方式加入到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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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藏人积极融入蒙元政权的建设，在蒙元帝国的各个层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释教，八思巴由此成为元朝的佛教领袖，并请求八思巴对自己授以金刚灌顶，接受了佛戒。八思巴则全程参与了元大都的选址、规划和设计，并为元朝创制了蒙古新字——八思巴蒙文。

通过凉州会谈，阔端达到了蒙古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萨迦班智达则得到了阔端对西藏兵不血刃的承诺，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在日后的相处中，萨迦班智达用自己的医学本领，治好了阔端的痼疾，阔端则皈依了佛教，还在凉州城外为其修建了一座幻化寺，即日后的白塔寺，供其研修著述弘扬佛法。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白塔寺圆寂归天，阔端为其在寺内修造了一座16寻的灵骨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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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白塔寺，由寺院、塔院、塔林、“凉州会谈”纪念馆和萨迦班智达铜立像等建筑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寺院东西长420米、南北宽430米，有4座大门，8座烽墩。在萨迦班智达灵骨塔塔基的四周，分别修建了高19米的萨迦佛塔，另有5米塔5座，7米塔、9米塔和11米塔各30座，蔚为壮观的一百座塔以十字折角形分布，形成了独具神韵的白色塔林，白塔寺因此又名百塔寺。

700多年来，白塔寺都在这里庄严地宣示着中华版图的一统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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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鼻祖之天梯山石窟

从白塔寺向南再行30公里，即可到达人称中国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

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巅峰，但他们发展成长的轨迹和渊源却都指向了武威的天梯山。

公元412年（东晋元熙八年），笃信佛教的北凉王沮渠蒙逊称霸河西，召集了凉州高僧昙曜等僧人和工匠，并下令在天梯山为其过世的母亲雕凿一尊5米高的石像，面若涕泣，以表悲伤哀思之情，由此拉开了天梯山开窟造像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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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于公元439年灭掉北凉，将河西的三万户官民迁到了自己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其中就有正在开凿天梯山石窟的高僧昙曜等三千多僧侣。

以佛教为国教的北魏皇帝相信“皇帝就是当今现世的如来”。昙曜等人一到，即被指令在平城以西30里的武州山为皇家开窟造像。在昙曜的主持下，僧人和工匠们不敢懈怠，为北魏最初的五位皇帝开凿了5座大型石窟，这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是为云冈石窟的雏形，也是云冈石窟的精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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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中原，开窟造像的风尚随之被带到洛阳，历经1400余年的开凿，成就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石刻艺术最高峰”的龙门石窟。

北魏孝明帝时期（公元516～528年），一批批洛阳的官宦、僧侣与工匠相继又来到敦煌，携带着龙门石窟的中原汉风，将莫高窟的开凿推向了盛期。

本以为天梯山可以望文生义，高大巍峨，挺拔险峻，天梯陡峭，崎岖入云。及至驱车来到景区入口，才发觉1958年修建的黄羊河水库已将天梯山的高度淹去大半，在天梯上游览石窟竟也如履平地。碧波千顷，白云万里，湖光山色之间，天梯山失去了些许天梯耸立的壮观，却也让石窟意外收获了画中有画的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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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凉始，经北魏、隋唐、西夏，直至明清，天梯山石窟营造从未中断，“历代延续修建，文物层叠分布”是天梯山石窟雕塑和壁画的重要特征。

参观了天梯山石窟陈列馆，更得知，因为修建水库，除了大佛窟外，距离原来地表几十米高处小石窟内的数十尊造像、三百余平方米壁画、25箱文物残片，当年均被运送到了甘肃省博物馆保存。其间，文物损坏颇多，令人唏嘘惋惜。

今日的天梯山石窟仅存3层，大小洞窟17处，但仍有造像100多尊，以及北魏、隋、唐时期的汉、藏写经和初唐画像等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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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大佛窟本来壁立于天梯摩崖，现在被保护它的围堰和摩崖环卫着，更像是委身于一个大坑内。高30米，宽19米，深6米的大佛窟内，仅释迦牟尼造像就高23米，宽10米，大佛左右肃立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广目和多闻天王以及弟子迦叶和阿难等6尊造像，共同营造了一个庄严肃穆仪态华美的气场。

大佛窟窟内石壁上绘有大幅壁画。壁画均以佛徒、青龙、大象、花鹿、猛虎、树木、花卉以及熠熠闪烁的经卷佛光等构成，笔触清新，色泽艳丽，既有逼真之像，又有朴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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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着只参观了大佛窟，实在不过瘾，那就不妨在陈列馆中多流连一会儿，也不妨到山间的水库里再畅游一番，去更完整地品味体会天梯山的精髓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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