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青铜器

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出土了大量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具有浓郁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的青铜及金、银制品，因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最具特征而被称作“鄂尔多斯青铜器”（也曾称作：“绥远式青铜器”和“北方式青铜器”） 。

30年前的一个冬天，鄂尔多斯高原阿鲁柴登的茫茫沙海中，凛冽的狂风吹起的黄沙淹没了人们的视线，大风停止、沙尘落定，在沙海里凸显出一顶金冠。 这顶金冠是用纯黄金制成，分上下两部分，重约1400克，上部冠饰是一支展翅欲翔的雄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浮雕一周狼噬咬盘羊的图案，金冠融铸造、锻压、锤打、抽丝等先进技术于一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制作精美；经考证，金冠是我国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物质文化遗存，是一位地位显赫、驰骋战场的匈奴王头饰。

金冠代表了当时金属铸造业的最高发展水平，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稀世珍品。

据专家推断：中国出现青铜器的时间，大约在商代以前。人们在“窑炉”烧陶时，发现矿石中的一些金属可以溶解，因此便放入铜、锡、铅等金属一起溶烧，便制成了青铜器。

青铜铸造出的各种器物，替代了原有石制工具，对人类生产力发展起到划时代的作用，因此被称为青铜时代。

从19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代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青铜器，由于这些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又最具特有的风格，因此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就发现了大量的铜镞和短剑，器具和史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短剑在远古时期，是近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佩戴短剑也是一个勇士的象征，因此，匈奴男子使用的短剑，不仅锋利，而且非常重视对柄部的装饰。

青铜刀是当时人们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反映出铜刀使用上的差别；这是制作青铜刀的模具---石范，由此可以看出青铜刀已在相当成熟的条件下制作、生产并广泛使用，人们在进行动物屠宰和饮食加工过程中，都离不开青铜刀。

鄂尔多斯青铜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在众多的金银饰牌中，彰显出青铜工艺的精湛。

这是一件虎猪咬斗纹金饰牌，猛虎和野猪嘶咬得难解难分，身体滚动在一起的瞬间，塑造了后肢翻转的艺术造型。

马是游牧民族生产、代步和作战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骑马术的出现和娴熟的驭马技术，才使得他们在与其它民族的对抗中占据了先机，马既是他们的忠实伴侣、也是他们的宝贵财富，因此各式马具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便于驾驭马的节约、防护马要害部位的马面饰。

游牧民族的生活需求和他们的生活习俗是促进鄂尔多斯青铜器铸造技术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然而有意思的是，鄂尔多斯地区却没有发现在当时的年代，生产铜矿的记载，那么他们铸造的原料从哪儿来呢？

铸造渊源

在鄂尔多斯地区大量的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究竟是在哪里铸造的呢？这一直是学术界多年来非常关注的问题。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对于鄂尔多斯青铜器的起源有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这么大量的青铜器，而且又发现陶范、石范，通过这点来证明：青铜器只能在本地铸造。那么，它的铜矿资源就应该是和周边地区通过贸易交往形式来得到的。这个在文献记载当中也有一定的说明，好比说，贾谊在对汉文帝建议应该加强对铜铁出塞的控制，通过这点来达到遏制匈奴的目的。　鄂尔多斯不仅是联接北方与中原文化的自然通道，还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频繁争夺的地区之一；约从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到公元15世纪的明王朝，中原历代的许多王朝均在这一地区修筑长城，其目的就是阻止北方民族南下，鄂尔多斯地区就成为各种文化、政治等信息的集散地，正是中原地带和高原地区的频繁的贸易往来，使鄂尔多斯地区了解了青铜器，并通过贸易得到了铸造的原料。

鄂尔多斯青铜器承载着历史人类的血脉和千年变革的涤荡，它独有的魅力和极高的史学价值，成为中国古代北方文明恢宏诗篇中精彩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