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5日，我参观完毕巢湖中庙寺，来到了附近的昭忠祠。在中国古代，对于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英雄人物，朝廷或者民间都会专门为其建立庙宇或祠堂，作为表彰和纪念。从清朝开始，昭忠祠就是朝廷为了纪念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庙宇或祠堂，以昭示忠良将士之意而起名。根据《清史稿》卷八十七的记载，于雍正二年始建于京师。雍正帝在建祠上谕中说的很明白，就是要把“自太祖创业后”为捍卫大清江山捐躯的“将帅之臣、守土之官”以及偏裨士卒都供奉祭祀起来，以表彰他们的忠勤节烈，作为天下的楷模。清中叶嘉庆年间，由于招募团练镇压白莲教起义，清廷又下诏同意外省建立昭忠祠，纪念战死的将领弁勇。咸丰以后，湘淮军崛起，在他们战事经过的处所，也依样遍设昭忠祠，祭祀本军将士。

      这座巢湖淮军昭忠祠是一座古朴典雅、保存完好的清末时期的徽派古建筑，位于中庙东侧，在烟波浩渺的巢湖北岸，昭忠祠坐北朝南，襟巢湖面姥山，气势恢宏，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一百多年前，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它庄严肃穆，似乎在向世人展示，万千淮军将士的精忠报国心。这就是李鸿章在倡修中庙3年之后，为纪念淮军将士而奏请清廷敕建的昭忠祠，因此又称淮军祠。

      巢湖淮军昭忠祠之所以选择建在巢湖中庙附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风水方面考虑，李鸿章要求淮军在各地修建的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是选择在风水较佳或旧庙宇的基址上。根据中国民间习俗和风水观念，昭忠祠属于祭祀型建筑，在风水学上属于虚空的、精神上的，具有阴性场气，这类建筑应选择在远离居住区的较为幽静的场所，基址不要太高，特别是不要修建在高于一般居民房屋的基址和环境，以免以阴压阳，最好选择在旧庙宇的基址或周围有祭祀型建筑的环境，这样有利于超度亡魂。湖淮军昭忠祠与巢湖中庙为邻，南面碧波万顷的巢湖，并与巢湖小岛上的圣姥庙隔湖相望，自然是风水极佳之地。当然，淮军昭忠祠能选择这样好的基址，与李鸿章的权势和淮军当时的威名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原因，我会在下文中解释。

      昭忠祠肃穆庄严，轻轻迈过门槛，院子里古木森天，天井正中，两排直耸云天的笔直水杉，让昭忠祠显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水杉两侧，临近正殿的地方，还有两棵松柏，历经百年，它们依然苍劲有力,郁郁葱葱。水杉树昭示着淮军将士们正直而高尚的品格，而两颗古松树，则象征淮军将士们万古长青之意。

      昭忠祠由门厅、正殿、两厢组成，共30间，全部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房屋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正殿为7间宫殿式建筑，梁、柱粗大，殿宽敞，是巢湖境内最大的古建筑。在清朝，昭忠祠作为一种国家的正式建筑，在建筑规制上都必须遵循清政府的定制。京师昭忠祠的规制较高，为“正门五间，左右门各一，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正室七间，后正屋五间”，并有祭器库、宰牲房、治牲所等附属建筑。各地府城昭忠祠的定制是“盖屋三楹”。以保定淮军昭忠祠而论，其建筑格局为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左右御碑亭各一，总祠（正室）七间（正房三间，左右耳房各两间），这些都没有超过规制。

      昭忠祠的正殿中央悬挂的匾额上书“表奖衷勋”，下方两幅画像，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画像。画像两侧，安放了120位淮军阵亡将士的灵位，这120个将士都是肥东、肥西、巢湖、庐江籍等。正殿内的六幅图像，生动地记载了淮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片段，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淮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壮怀激烈。

      昭忠祠方正的庭院庄重素雅，宽敞的大殿古朴大气，随处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尽显徽派建筑的三雕之美。历经百多年，在风雨的洗礼下，中庙昭忠祠依然屹立在巢湖岸边。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淮军昭忠祠基本上都采用徽式建筑形式和风格，体现出徽派建筑特色。以保定淮军昭忠祠为例，她堪称近代北方地区徽派建筑艺术之精品。徽派建筑讲究风水、空间、结构、马头墙、雕刻之美，这些在保定淮军昭忠祠都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从建筑空间来讲，大门及外部空间为错落有致、青砖灰瓦砌成的优美的马头墙，“可起到围隔空间、使之自成门户体系的作用”，马头墙与防火道相隔，既利用了空间，又美丽壮观；二门房脊使用北方少见的透风脊，给人以新鲜之感；内部空间以走廊、门厅式过道相通，给人以舒展之感；戏楼是徽派建筑中的祠堂、会馆不可或缺的建筑物，保定淮军昭忠祠公所的戏楼，作为整座建筑群的主要建筑物，将昭忠祠与祠堂、公所与会馆的戏楼合二为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打破了京师昭忠祠等祭祀型建筑不设戏楼的常规，使其更具有地方性特色和娱乐、祭祀功能；将昭忠祠与公所合二而一，建在一处，也为首创，使之既便于管理，又方便祭祀；整座建筑群随处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尽显徽派建筑的“三雕”之美，加上戏楼大量的彩绘，更使身临其境的人得到一种艺术上的享受。

      穿过昭忠祠东侧那曲折的巷路，指示牌把我引到了一直在文字中见到的“李公祠”。五十米开外别有一番天地，这里是李文安公专祠，两侧厢房大门上方分别悬挂“功在桑梓”和“见义必为”匾额，祠堂正门悬挂“家声昌大”匾额，正厅上方“世授青飨”四个金色大字，下方供奉两个牌位。左右各有陈列，老百姓天性纯良，但凡福祉家乡或任职之处，人们无不为其建庙立祠，以彰其德，李鸿章之李文安公专祠同样是如此。

      偏安一隅的李公祠明显秀而不凡，初识其端庄古朴，我缓步前行。敕造的房砖，精美的石雕、木雕昭示着李文安功在社稷；御赐的匾额，重臣的楹联告诉我们李文安功亦在桑梓。国之幸、家之幸，乡里之幸。一个忠厚的老者，一个勤奋的老人。办团练保家乡，练水师为国祚延绵！操劳奔波，六子成才，专祠之建，盛名可符。

      随着日光乍开，游人也纷沓而来。漫谈着少荃的丰功伟绩谁曾想到愚荃的鞠躬尽瘁？春风得意时我们都高吟“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候。”开疆拓土者王，执业守成者何其之难？李中堂雄才大略可赢得了生前身后名？细窥这门外的一片湖山，它们平静了几千年，唯有它们在笑看着风云起落。仿佛间，这位国之栋梁还在慨叹：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门外斑驳的墙影在无声的诉说着两祠所经历的兴亡事，破旧的小巷里也失去景区应有的繁华，高大的马头墙下店铺里旅客稀疏。

      这里，我再详细讲一下昭忠祠为何会选择建在巢湖中庙附近的第二个原因。这个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因为这里就是当初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故的地方。根据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异辞录》的记述：“李翁体肥，会当夏令，辄痛饮，且露宿于外，无疾而终。”也就是说他率领团练转战到了中庙，因为好酒贪杯，暴饮而亡，时间是在咸丰五年五月五月二十三日。此时李鸿章正率领本部团练在巢县东关一带随清军副都统忠泰与太平军鏖战，接到讣告，急忙回来奔丧。他走后不久，巢湖清军就被太平军打得全军覆没，李鸿章算是拣回了一条命。颇为相信风水之术的李鸿章，认为中庙是他能够起死回生的吉地。所以他在捐资修建中庙以后，就一直想在附近为其父盖一所祠堂。安徽巡抚沈秉成，当然知道李鸿章的心意，接到李鸿章的关于修建淮军昭忠祠的咨文后，立即顺水推舟，也向朝廷上奏，说合肥、巢湖两县士民至今感念李文安保卫乡里的业绩，请求在中庙附近敕建一所纪念专祠，并将其“宦绩战功，宣付史馆立传。”奏上，同样为谕旨照准，这就大大讨好了李鸿章一把。因此，同时动工兴建的，实际上是两座祠堂：淮军昭忠祠和紧紧毗连其东面的李文安公祠，简称李公祠。

      淮军的总首领是李鸿章。这支军队于同治元年（1862）在安徽组建成军后，曾参与平息太平天国及捻军的叛乱，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主要驻扎于直隶各地及山东、奉天沿海地区，成为拱卫京师、防守海疆的重要力量及北洋海军的官兵来源，后来又参加了保卫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及抵抗八国联军之役，成为继湘军之后和清末新军兴起之前40年间承前启后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长期转战各地、参加国内外战争及守卫海疆的过程中，淮军有大批将领兵丁战死于沙场或积劳病故。为了褒扬、祭祀这些将领兵丁，同治三年（1864）湘军刚刚攻下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李鸿章即奏请清政府修建无锡淮军昭忠祠，以后又不断地在各地修建淮军昭忠祠。

      1892年春，李鸿章刚刚度过了70岁虚龄，这一年又是淮军成军整整30周年的日子。李鸿章根据统领武毅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等的联名请求，向清廷上《巢湖建淮军昭忠祠摺》，表明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和淮军将士的故乡，自淮军创建之后，“戡定全吴，肃清二捻，战伐之迹遍于浙闽江皖鄂豫直东各省”，“迄今拱卫畿疆，东至营青，南迄闽广，屹为海防得力之师”，但“庐州为淮军创始之地，祠祀至今缺然”，“庐州为各将士故乡，亲见从前治军缔造之勤，捍卫之绩，其后父兄子弟从征四方，长往不返，岁时霜露，良足感伤。各省皆有祠祀，而本郡独无”，请求仿湘乡县及洞庭湖湘军昭忠祠成案，于庐州府城东南巢湖之中庙隙地捐建淮军昭忠祠。

      昭忠祠建成以后，理应有一块碑记，谁来写这块碑记呢？甲午年已经远非壬辰年，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战争迫在眉睫。李鸿章自己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来做这篇文章，特命安徽桐城派名士吴汝纶为之作记。吴汝纶果然不负所托，以出众的文采和史家的慧眼，于六月间抱病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1800余字的《合肥淮军昭忠祠记》（现存于新编《吴汝纶全集》），回顾了清代军制的变革及淮军的兴起，以及清代昭忠祠制度之起源、淮军昭忠祠的兴建等。

      吴汝纶在开篇即说：“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招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这是第一变。接着他又说：“曾文正公起湘乡，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这是第二变。在叙述了淮军和湘军“水源木本”的渊源关系，以及湘消淮长、淮军最后取代湘军成为近代国防军主力的历程后，他又敏锐地指出：“始相国（指李鸿章）起湘军中，所用皆湘军法制。即至上海，见外国兵械精整过吾军远甚，于是尽弃湘军旧械不用，用外国器法勒习军，军成不留，行百战而士气常振奋者，以器利而伤亡者少也。盖兵制至是又一变矣，变未有已也。”最后的一句最为点题。充分说明了淮军在中国军事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过渡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至于淮军在当时国防事业中所处的重要性，吴汝纶也有精辟的论述：“及相国移督直隶，治兵北海，淮军屹为中国重镇，天下有事，取兵于相国，相国辄分遣淮军应之。刘公铭传率之至秦陇征叛回，沈文肃公葆桢又与刘公先后率之渡海至台湾御倭、御法兰西，潘公鼎新率之出广西关外战法人于越南，张靖达公树声兄弟率之北戎山西边徼、南防海粤东，吴武壮公长庆率之东过渤海定朝鲜内乱，今湖南吴中丞大澂率之北略吉林、黑龙江，周刚敏公盛波、武壮公盛传兄弟更迭随相国天津屯戍海上，而天津又间遣偏师平朝阳之盗；淮军旗鼓，独行中国垂卅年。”

      淮军的不朽就在于它曾经长时期地充当近代国防的主力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吴汝纶认为：“兵者，逐事而具，事已而更新，不可终穷，而大要归于去所不胜以从所胜。”而淮军正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包括引进军事器械和改进训练方法等方面孜孜不倦，始终保持常变常新，才使它在当时国内诸军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顽固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淮军的装备近代化在当时又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使得他对即将来临的大战忧心忡忡。所以在《碑记》的篇末，他特别点出全篇的主题是：“汝纶则取国家兵制之变及淮军所以制胜者论之，俾后之谋国是者有考焉。”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历史定位，使得淮军昭忠祠和这篇《碑记》一样，成为值得留存和弘扬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参观完淮军昭忠祠，了解了更多的骁勇善战的淮军将士的英勇事迹，走出大门，来到湖边，眼前是800里巢湖，烟波浩渺，湖风扑面，浪花击耳。每一朵浪花都有一个淮军的传说，凝望巢湖，每一缕清风都会讲述一个淮军的故事。恍惚间，那些忠烈的英魂就在湖面游荡着。李鸿章曾在这里编练淮军，训练水军，一批著名将领从这里走向抵抗八国联军的疆场。他们挥洒热血，屡建奇功，演绎一幕幕江淮悲歌。至今，人们依稀能看见那些热血沸腾的江淮儿女，为了保家卫国，而在基隆硝烟、镇南关肉搏、镇海炮声、黄海火并、威海卫厮杀中浴血奋战的身影。星宿回位，但愿所有那些搏杀疆场的淮军勇士忠魂，全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们每天守望巢湖，听潮涨潮落，观星移斗转，看时代变迁。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像古巢州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沉没，而会像巢湖中的姥山岛一样，与人们一起守望着巢湖，守望着那份不会忘却的思念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