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江南

　　　　下　江　南 　　　　林　子 　　九三年，我刚大学毕业没多久，那时候，我算有钱，还有闲的。因为是帮我哥哥做事，所以，我想走，就能走。 　　那次，是我第一次下江南，为的是去钱塘江看潮。 　　我先到的 上海，一个从小我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地方。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而我高中和大学里，有个很好的女友，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是她唯一的女友。我丝毫没有掩饰过我对上海人固有的成见，但她说，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的成见，并没有妨碍我对她的欣赏和接纳。就像我对广东人的成见一样，我大学里最好的女友又是地道的广东人，但这次是我觉得她和别的广东人不一样了。而对于上海人和广东人我到底了解多少，却是不能追究的。 　　我到上海，一下火车就被一种莫明其妙的热情牵引着。因为没概念该住哪里，想着大学的招待所应该是又便宜又安全的。所以，问了怎么去上海大学，就跳上了公交车。公交车的售票员非常热情地告诉我到哪儿下。一路上，我光顾了看这个售票员了，操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在蒸笼般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穿来钻去，蔓延着她的热情。够不到的地方，好像全车的人都被她带动了起来，看着那些或散或整的钱币，在一个又一个人的手中接力般地传递着，从车厢最远的地方，传到她的手里，然后分文不差的找赎又以同样的方式，传回到源头，每个人在这样的接力中，都好像很兴奋，并乐此不疲，男女老少都被她照顾到了。我感觉非常新鲜和好玩。比较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的冷，她的热情，简直让我忘了我是在公交车上。眼睛直跟着那些挥舞的手臂跳动。 　　那天晚上，我去 外滩，也是坐公交车去的。到了总站，车停在个小胡同里，四面见不到水。当时就傻眼了。抓住过路的一个人就问，怎么去外滩，原来得转好几个弯，穿过好几条巷子，才能到外滩。他详细地告诉我怎么走还很遗憾地我说，他正忙着赶一个会，不然可以带我看看外滩的。一个很年轻的男人，热心但丝毫看不出轻浮。我想我遇到好人了。如果不是他们浓重的口音，我一定不会相信，他们是地道的上海人，这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谢过他，我就一个人往外滩走。真让人猜着了，外滩上，没有我落脚的地方。三两步之隔就是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他们绝不是来看黄浦江的浑浊，看码头的喧嚣，听气笛的长鸣，看桥头耸立的陈毅的从容和威严，或是看江对岸星星灯火的或明或暗。上海，实在太拥挤了，对普通的人而言，甚至再没有比拥挤的外滩更容得下他们年轻的爱情的地方了。 　　我一个人，走进南京路的繁华，看着耀眼的霓虹灯闪烁着万种风情，感受到了那个城市的绚丽。我不得不承认，走遍大半个中国，我没有见过比上海更漂亮的城市。 　　走进店铺，才是让我生气的开始。我用标准的普通话让售货员拿东西给我看，她爱理不理。我一下子想起听说的，在上海要讲广东话。我也不知道她听不听得懂，冲口就讲了广东话让她拿东西给我看。马上，我真的没有夸张，她一张脸转了颜色，很殷勤地把东西拿给我，我看也没看，抬抬眼，用广东话说了声谢谢，转身就走，管她听不听得懂，我说，是我的教养和习惯的问题，而实际上，我并没有任何想谢她的意味。我仿佛领教了上海人的势利，也验证了我的偏见不是没有道理。 　　在杭州，我被黄包车拉着满街跑找住的地方，因为在杭州火车站，就有这样的车夫招揽生意的，说好的几十元钱吧，包你找到住的地方。那时候，我虽然有点钱，但还没够胆住进西湖宾馆，最后，住进了空军总后的招待所。离西湖很近。 　　整个西湖，我是靠了两条腿走下来的，那时倒也不觉得累，还有模有样的跑到龙井村去喝茶，还买了特级的龙井回来给我老爸，我老爸说不地道，我被骗了，还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真正的龙井树只剩了那么百十来棵，而正品的龙井茶，大多都进了宫，剩下的，也被当地人埋在了地下，不是非常尊贵的客人，是根本没有机会品到上乘的龙井茶的，父亲有幸品到过一次，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尤其，虎跑的泉水也不再清了。 　　从杭州，我本来是打算坐火车去海宁，在车站买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告诉我火车已经来不及了，让我奔长途公共汽车站，说那里有车辗转能到，而且能赶得及一点半的那班涨潮。他还给了我两张票，说是有个庙，是最佳的视点。他因为临时有事，去不了了，票就送我了。我后来才知道，这票真起了大作用了。我初以为，看潮，不就到了江边就行了吗，后来才知道，我可能捡了条命。 　　进去的时候，还很顺，搭公车然后转小巴，再走上很长一段坑洼不平的田地，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唯一的庙。原来真是要预售票的。那人给了我两张票，另一张票我却是送都没送出去，不是没人要，而是有人居然贪心地问我要两张。一生气，我自己揣了两张票进去了。 　　在二楼的平台上，我很清楚地看到了眼前开阔的江面和大堤，以及堤上黑压压的人群。我们等了很久，终于看到那壮观的场面了。后来我的老板说过，女人应该有水一样的性格，理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过再锋利的刀能切得断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那次在钱塘江看的潮。一丈高的一面水墙，横扫过江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觉得无法想象，那是水，是席卷了一切浑浊和不净，掩盖所有的动荡和不安的水；是，刀所不能断的水。我的人，是呆的。我忘记了拍照，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久久的，当江面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当人流开始散去的时候，我还沉浸在那份震撼中。 　　等我上路准备回上海的时候，我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竟然没有任何一部公交车能把我带到海宁的火车站，那些公车，在把我们送到这里后就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没有人想过，我们该怎么出去。也没有任何一部公家私家的车能让我捎脚。我看到顷刻间变成了大停车场的钱塘江边，不管是什么车都纹丝不动。而能动的，是长长的人流，是和我一样没有车坐的人，开始了漫长的跋涉，我至今也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火车站，也许要走到天亮，如果我走得动的话。但当时，我就知道，我是走不到的了。 　　我在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招手拦了一部过路的摩托。只有摩托在那种情况下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那个人不是拉客的，而是刚从杭州看朋友回来，他也不到海宁市去。但他说可以把我带到他住的附近的镇上，那里就会有拉客的摩托把我送到火车站。我想都没想就上了他的车。很快，他就把车开离了水泄不通的主路，起初在平行于主路的一条小道上跑，还看得到大流的人群和不动的车，很快，就看不到任何人和路了，我们穿梭在高粱地里，我脑子里拼命地打着转，不停地和他讲话，唯一的念头是要知道多些他的东西和本地的情况，并努力的记住走过的路，我甚至在那一刻，想到了，如果我被卖掉，我该怎么办。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到了一个镇上。他告诉我他到家了。他把我停在距离等客的一群摩托不远的地方。过去和其中的一个人讲了些什么我没听见。但他回过头来对我说时，对我说了： 　　“你放心，我和他讲好了，他会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不会多要你钱，给他１５元就行了。”这个数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几乎可能成为我卖身的钱。我想给他钱，而他执意不肯收，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紧张，而对他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使得我最终还是说出了我的要求，我问他能不能送我到火车站，钱我可以多出。他说实在不行，他只所以急着从杭州赶回来是因为他母亲病着。他告诉我放心，说对那人说了，我是他远房的亲戚，那个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不放心也没办法了，看着那个五大三粗的人推着摩托向我走来，我是硬着头皮上的，在那一刻，我竟然对那个把我带到那个镇子上的陌生的男人，有了那么重的依恋。 　　而后的路，依然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田里钻，我竟然没了害怕的心情，我觉得该听天由命了。而我很幸运，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到了海宁的火车站。那个司机真的只收了我１５元。而那段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 　　六点多的那班回上海的火车，我虽然有票，但上不去车，我看到有人从车窗往里爬。那一刻，我真的感到了自己做为女人，一个要维系最低限的教养的女人的悲哀和无助。后面又有一班车经过，车停了，可门都没开，还是满载。再后来，也许是当天最后一班回上海的火车了，我是在站上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硬被塞进去的。 　　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我记得一个上海人告诉我的常识，在上海，只要是大众的的士，你就尽可以放心的打。我让的士把我送到了上海大学，那晚，因为没空房，我得和另一个人拼房。我累得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又过了供应热水的时间，只好用冷水草草的洗过，倒头就睡，要是半夜被抬出去卖了，估计也不知道。那会儿，钱包里还真的有不少的现金，不象现在，出门，钱包里很可能百十来块都没有，因为真用钱的时候，有信用卡，而且到处都是提款机，根本没必要带现金在身上，招惹不必要的担心和麻烦。 　　我这么走了大半个月，才回到北京。中间都没想起打个电话回家报平安。等我回了家，我妈妈一开门看到招呼也不打的我回去了，立马眼泪就上来了，说的第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得“姑娘，你还活着啊！”我妈以为我丢了呢。据说他们已经动了报警的念头了。 　　那年钱塘江潮死了１９人，是站在江边被挤下去的，卷到潮里就不见了，这是有统计的，没统计的，只有天知道了。母亲相信我生存的能力，但，谁能保证呢，我不会在意外之中，尤其，那么久，我音信全无。 　　这次的下江南，其他的细节我都很模糊了，唯有钱塘江看潮的这一段，总是历历在目。从这次开始，我才记得以后每到一个地方，尽可能在第一时间给家人报个平安；也是从这次，让我更相信，这世界上总是好人多的。不断激励着人有信心，有信念，开始孤独的旅程的，大概就是这些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