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游记

2019年12月15日，上午，乘着出差在宁波，今天是周日，我专程拜访了仰慕已久的天一阁。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开始于宅东建造藏书楼，并命名为“天一阁”，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天一阁藏书楼坐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通高8.5米，斜坡屋顶，青瓦覆上。一层面阔、进深各六间，二层除楼梯间外为一大通间，以书橱间隔，时藏书七万余卷。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在天一阁前凿“天一池”通月湖，增构池亭，环植竹木，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天一阁的藏书和建筑为研究书法、地方史、石刻、石构建筑和浙东民居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天一阁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书画馆在秦祠西侧，有宅六栋：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

天一阁的西大门是清代的木结构大门是清代的木结构建筑单体，古朴典雅。1980年将西河街原红星纺织厂使用的观音殿大门迁建过来的。平面三开间，硬山式屋顶，五层马头墙，在门厅的外侧有一横匾，上书“南国书城”，这是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于1962年所书。大门两旁的对联是书法中的钟鼎文，上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下联：“南雷深意藏久尤难”，由著名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书写。所谓“钟鼎文”，是商周时期的华夏先民刻在青铜器如钟、鼎之类上的文字，其实说是符号似乎更确切一些。这幅对联上联说的是天一阁藏书时间悠久，藏书规矩、藏书精神可师可法。下联说到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在清代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破例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人，后来应天一阁传人的请求写国一篇专记《天一阁藏书记》，落笔就写了四个“难”字：“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中悬“天一阁”横匾，“天一阁”这个匾额的字体是楷书，是从唐代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字帖中一个字一个字挑出来，并做技术处理。内柱上的对联为郭沫若所书的“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洲”。

走进西大门，门的背面有一幅对联：“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是由宁波本地的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在1963年书写的。大门里面是个鹅卵石铺地的庭院，里面是一个天井，中间是天一阁的主人的全身坐像。范钦（1506—1585）字尧卿，作安钦，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人，著名的藏书家，天一阁的创建人。27岁时考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范钦性喜藏书，游宦期间，每到一地，都特别留心搜访当地的文献。与其他偏重版本的藏书家不同的是，范钦重视当代人的著作，故其藏书以明刻本为主。范钦藏书处原名东明草堂，随着藏书的增加，原来的书库已不堪容纳，范钦遂决定在住宅的东面重建一书楼，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有较严密的管理制度。范钦临终时，把家产分为两份。一份是白银万两，一份是天一阁及数万卷藏书。后由长子范大冲继承了天一阁，并遵守“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从而有效地防止了藏书的散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庭院三面围以青砖花墙，南北开有八角洞门。

范钦全身坐像后面有块照壁叫“溪山逸马图”，溪山逸马图系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堆塑的力作，八匹骏马在溪边扬鬃踢蹄，甩尾扭头，嬉戏嘶鸣，其形其姿，栩栩如生。画面造型粗看时比例失调，其实是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突出了画面重点。溪山逸马图，也称八骏图，系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主创的堆塑即灰雕作品，作品高2.07米，宽10.87米，八匹骏马在溪边嬉戏嘶鸣，栩栩如生。  “溪山逸马”右下落款：辛酉仲冬（1981年农历十一月）宁海胡善成、四明周贵笙。八骏是汉族传统寓意纹样，传说中周穆王驾车用的八匹骏马，能日行千里。徐悲鸿的代表作《八骏图》即出于此，徐悲鸿的八骏呈奔腾驰骋之姿，桀骜不凡、豪气勃发，常寓意为马到成功。这里的八骏溪山之间嬉戏闲逸，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寓意天下太平。这幅巨作当年是胡善成老人绘图上墙，四位师傅共同堆塑成型的。

天井南侧的围墙，那边是东明草堂。天井北侧，外面是北书库。从天井南侧的八角门进去，门楣上的“春随人意”四个字著名的绍兴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题写的。穿过狭长的天井，来到了东明草堂。东明草堂原建筑是五开间，但是已经被毁。现在的建筑是1980年是将西河街原红星纺织厂使用的，一幢清代清代道光年间观音寺的木结构殿宇搬来改建的。面阔三间，单层硬山式建筑。东明草堂门前挂有对联：“圆妙洞庭三百颗，高奇太上五千言”，为清末民初“慈溪四才子”之一、回风堂主人，民国早期宁波才子冯幵（字君木）题写。东明草堂是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读书之处。之后随着其藏书的增加，东明草堂不堪容纳，于是范钦开始着手重新建造一座新的藏书楼，即天一阁。此后东明草堂便成为范钦的会客之所。

走进东明草堂，梁上高悬“东明草堂”匾额，下有题跋：范尧卿旧有藏书处曰东明草堂，以此额颜之。沈迈士，时年九十二。正面屏风上挂有一幅《雨后林泉图》，为清代鄞县画家陈允升所画。图卷两边挂有对联：“游范宅詧人间庋阁千夫悦口碑天一；怀儒家闻域外黉宫万国倾心拜仲尼。”东明草堂，堂上整齐的摆放着几套清式红木靠椅、茶几，布局规整，格式典雅。第一排的椅子由藏书家朱酂卿捐赠的清代家具（古董），后面则为明代家具。东明草堂得名由来：东明：范钦字尧卿，号东明。草堂：自谦。最初是书房，后来成为客厅明朝，文人大户一般都设有书房。这里最初是范钦的书房，用来藏书、读书。后由于草堂逐渐无法容纳增加的藏书，范钦专门修建了一座单体式的藏书阁——天一阁。东明草堂自此成为了家里的会客厅。

在东明草堂正面的院墙之上围墙上有一幅堆塑作品，獬豸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体型大者如牛，小者为羊，类似麒麟，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是正义的象征。獬豸堆塑作者是宁波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在70年代创作的。獬豸是中国司法精神的象征物，当年天一阁的主人范钦曾出任江西副都御使和云南按察使，当时官袍上的图案就是獬豸。据说獬豸是中国第一个大法官——皋陶身边的神兽，相传能通人言、懂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有神羊之称。它是勇猛、公正的。

在天一阁南大门后，穿过天井北侧的八角门，门额“以衍清芬”四个字也是著名的绍兴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题写的。八角门这边是北书库。北书库位于天一阁西北侧，上下三层，共占地385平方米，建筑面积1062平方米。天一阁的藏书由解放初的1.3万余卷逐渐增加到了20余万卷，急需建造一座新的书库。当时负责藏书管理的邱嗣斌与市建筑设计院联系，该院派阎良驹工程师来测绘，新书库仍照天一阁藏书楼式样绘制，材料用钢筋水泥，小青瓦、马头墙，具有宁波地方特色，库址就选择选定尊经阁西北角方向。1976年开工，1981年建成，建筑外形风格保持了同天一阁整体环境的相协调，呈现了天一阁藏书楼二楼布局。

创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天一阁以收藏孤本、抄本、金石碑刻和明代文献而著名。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638种，其中有96种收入四库总目，377种列入四库存目，此举令天一阁之名举世皆知。然而，多年来受场地和展陈条件限制，天一阁的馆藏古籍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得不到充分展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常常止步于书库之外，不由慨叹：看书难。天一阁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2012年1月起尝试对外开放。现在人们可以透过玻璃，看到一排排整齐的书柜，领会什么是“典籍浩如烟海”。在北书库，人们还能实地考察文物的保存环境，观看古籍修复的实景展示，了解古籍保护、管理、研究、修复的一系列过程，这种实景展示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北书库最大的特色就是“集藏书与展览于一身”，一册册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古籍被实景展示，让古书和现代人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为了保证能更好更先进地保存古书籍，这里有最先进的恒温恒湿系统，能始终维持库房内最适合保存古书的温度和湿度；这里有实时环境监测系统，能监测分析库房内所有影响古籍收藏的数据。

第一代藏书楼天一阁（或称宝书楼），面积约480平方米，从明嘉靖末年使用至1970年代，因藏书量增加和保护古建筑本体需要不再作为书库使用。第二代藏书楼天一阁博物馆北书库，面积约1000平方米，从1980年代至2009年作为藏书楼使用，因藏书增加、面积不够而停止作为书库使用，现一楼用作展厅，二楼、三楼作为传统修复工作场所。第三代藏书楼——天一阁博物馆古籍库房，主库区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从2010年开始使用，保存条件符合现有标准，但面积还是不够。

离开北书库，沿着东南角小门外的笔直的巷子一直往前走，右边就是范氏故居，于是，我走进了范氏故居的前院。范氏故居原系范宅的东厅，后为范氏后裔居住生活之处，它处于高墙环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做到了生活区与藏书区相互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的精心安排，现建筑为清道光九年（1829）重建。廊柱上挂着一付对联：“家酿满瓶书满架；山花如绣草如茵”。是范氏后人范永祺所写。范永祺：天一阁后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上联出自白居易《香山寺》诗：“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酿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下联出自唐代许浑的七律《寄桐江隐者》：潮去潮来洲渚春，山花如绣草如茵。严陵台下桐江水，解钓鲈鱼能几人。全联描写的是一种悠闲自在的隐读生活。

范氏故居现作为天一阁发展史陈列的一部分，内部已恢复成明代范钦时书房的布局，展示范氏私藏时期的历史内容。走进范氏故居，有三间堂屋，左右两侧分别有一处展示区，一边是古籍修复技艺演示区，一边是古籍藏书架展示。堂屋东侧是一组人物雕塑，名为《代不分书》。范钦因其多地为官，甚至做过抗倭的指挥官。所以在藏书的管理上也和别人不同。为了保护藏书，订立了极其严苛的族规：藏书归后代子孙所有，需各房的钥匙齐聚才能打开藏书阁。这便是“代不出分，书不出阁”。范钦共二子，长子范大冲，次子范大潜早夭。在其油尽灯枯之际，将长子、儿媳叫到床前，将所有遗产一分为二，一为白银万两，二是藏书七万卷。大儿子善解父意，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藏书，并表示愿意继续投入，以增加藏书并保护和修缮好天一阁。从此，天一阁便有了世代子孙严格遵循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

另一侧布置成书房，一张书桌，几架书柜，书柜里堆满了各种线装书。书桌背面，上悬匾“一吾庐”，下挂一幅字画。范钦一生酷爱藏书。为官多年，每至一处，便广搜当地文献。对于一些买不到的书籍，便雇人抄录私刻，其手下抄手一度多达20余人。这个时候的范钦已经痴迷于藏书，做官反而成了业余。之后因其刚正而得罪了权臣严嵩，心灰意冷之下辞官回到宁波。

范氏故居后院的影壁堆塑：渔樵耕读，鹤鹿同春。渔樵耕读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四业，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渔”原型是东汉的严子陵，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樵”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出身贫寒，靠卖柴为生，但酷爱读书。妻子不堪其穷离他而去，他仍自强不息，熟读《春秋》《楚辞》，后由同乡推荐，当了汉武帝的中大夫、文学侍臣。覆水难收的典故就出自他，朱买臣做了大官之后其妻又要求复婚。买臣取一盆水泼在地上，让她再收回来，表示夫妻关系已无可挽回。“耕”所指的是舜在历山下教民众耕种的场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以农为本，耕织不仅是农民的生活之源，也是历朝历代君主治国兴邦的基础。“读”则是讲述苏秦埋头苦读的情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秦国游说失败，为博取功名就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所说的就是苏秦。“渔樵耕读”两侧的仙鹤松树、鹿伴梧桐寓意松鹤延年、鹤鹿同春。

渔樵耕读对面的堆塑料是九狮图。九狮，太师少师都为官职，意含禄，狮谐音“嗣”，寓意多子多福，世代长久相传。以前灰雕的材料用的是蜊灰、麻筋等，加明矾增加牢度，加红糖发酵，加糯米粉、胶水增加蛤蜊灰粘性，胶是鱼胶、骨胶。雕灰材料搅拌均匀至浆糊状后要求存放在桶里封盖闷一个月，自然发酵后的灰才有更好的韧性、粘性。传说造长城也加糯米粉等，类似材料类似工艺才使墙砖千百年不坏。现在因为环保原因，禁烧蛤蜊灰，只能用墙灰混合水泥等替代。灰雕雕好之后，是接近青砖的青白颜色，主材蛤蜊灰跟糯米粉的颜色都是白的，现在作品的灰黑色是当初整体做好之后，用乌煤粉加上明矾、胶水刷上颜色的。原来白色的材料，日晒雨淋时间长了会泛黑，将满墙堆塑涂黑之后反倒不怎么会褪，积年累月黑色薄了，反而露出原来材料的白色了。这样立体效果自然显现而且可持久保持。九狮图上端是三国故事堆塑，故居围墙上还有各种花卉图案雕塑。

范氏故居前面门与二进司马第房屋相连，我来到了司马第房屋。司马是古代时的官名，是兵事类的，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以司马代称，他的府第也就称作司马第了。范家原先的“司马第”大门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司马第台门、耳房系1996年恢复重建。坐北朝南的“司马第”是过去范钦家的正大门，这里原来是范家最早的大门，因此上面悬挂了“司马第”的匾额。民间有“司马者，非荣即贵”的说法，因而，往往在宅第前署“司马第”，以光耀门楣，也就是说天一阁的这块“司马第”牌匾，也是彰显主人范钦的尊贵，光耀门楣。大门的廊柱上挂有对联：“夜雨闲吟左司马；时晴快仿右军书”。落款：由拳冯登府题。“由拳”古县名，在今嘉兴南，属会稽郡。冯登府（1783—1841），字柳东，号勺园，浙江嘉兴人。早年为阮元幕客，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进士，历官庶吉士、知县、宁波府教授等。此联是冯登府抄录乾隆年间东阁大学士王杰题沈阳故宫保极殿西壁的对联。

走到大门外面看，门两边分别有一对旗杆为进士旗。古时中了进士才能在门口竖一对旗杆来代表荣耀。范家出了两个进士，所以左右两边各有一对旗杆。范家出过两位进士，第一个是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成绩是二甲三十八名（加上一甲3名，就是全国41名）。第二个是范钦曾孙范光文，就是给天一阁水池配上假山的那位，顺治六年（1649）进士，殿试成绩比他太爷爷差一点，二甲七十七名（全国80名）。

天一阁在浙江省宁波市，建于明朝中期，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书藏古今，数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的圣地，却又紧闭大门。自古以来，能登阁拜读的不过寥寥数人，皆是盛有名望的学者。从司马第西侧小门走过去，西边有六间平房，砖木结构，前有廊和庭院，俗称“范氏余屋”。范氏余屋原为范氏家族附属用房，建成于明代后期，清至近代多次修缮。该建筑坐北朝南，六间一弄，进深五椽，单檐硬山顶，梁架为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是较为典型的宁波民居建筑。2001年修葺后辟为“天一阁发展史陈列”。范氏余屋西廊另有一付对联：“书不出阁藏天下；代不分书泽万年。”落款：谈锡永。谈锡永，又名王亭之，1935年生于八旗世家，广东南海人。著名书画家、国学大师，其佛学研究成果斐然。

范氏余屋院落里有一组雕塑，展现的是范氏族人晒书查蠹的场景，古时藏书为了防潮防蛀，需要定期晒书。晾晒藏书是天一阁一项传统的古籍保护措施，每年伏季到来时，将藏书从柜中取出，通风晾晒，除去虫子及虫卵，可以有效地防止书籍发霉和虫啮。院中的铜雕生动展示了范氏家族过去400多年夏季辛勤晒书的画面。古时候藏书楼的防潮措施很有限，为了延长书籍的寿命只能定期晒书。过去每年的梅雨季后，范家后人就要把藏书楼里的书一批批拿出来晾晒。由于天一阁的藏量大，这个工作往往需要持续一个月。天一阁每当梅雨季节时须密封书库，直至天晴再通风晾干。除此之外，天一阁还有晒书的规定，就是把一本本书籍拿出来晾晒。据说每到晒书的日子，范氏各房子弟须尽数到场。同时，为防止虫蛀带来的损失，范钦在书中夹放芸香，其香味能杀死囊虫。还制订了一系列的防火、防水、防鼠、防盗等各项措施。

走进屋内，正中是范钦的坐像。范氏余屋现在作为“智者之香——天一阁发展史陈列馆”，里面记载着范钦的介绍、范钦如何收书、范氏后人及家谱以及天一阁重修等资料。馆内以画幅卷轴的形式，展示出天一阁的发展历史，还有关于乾隆皇帝与天一阁之间因《四库全书》而引发种种关联的介绍。“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这样推崇天一阁。中国藏书之家数以千计，何以天一阁得享如此盛誉？因为天一阁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中国藏书史、文化史上的奇迹。天一阁之奇，奇在上乘的藏书质量,版本精善,文献翔实。天一阁之奇，奇在庞大的藏书数量，珍本精善，文献翔实。天一阁之奇，奇在庞大的藏书量，珍本充牣，缥缃盈栋。天一阁之奇，奇在独特的楼阁形制，四库七阁，慕名仿效。然而天一阁最堪称奇的，还在于传承十三代,历经四百年，阁与书依然岿立于天壤间，使它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明代学术文化发达，出版业繁荣,藏书风气浓厚，范钦藏书受此影响，却又有自己独特的藏书理念，以经世之怀抱，创藏家之别格，遂开范氏一门数百年之藏书大业。天一阁始建于明嘉靖末年(1561-1566)四百余年如有神护，屹立于东海之滨，它独特神秘的建筑形制吸引了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无数人的好奇。天一阁的命名来自《龙虎山天一池记》碑，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取以水制火之意。天一阁藏书的最大特色是有明一代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明代的地方志科举录、政书和诗文集等各方面的文献。版本上主要是明刻本和明抄本尤其是嘉靖间的版本。这些藏书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朋友馈赠，二是宦游所得，三是抄写，四是购买。

明清时期，中国的藏书楼不下干百，最终或阁倾颓、或书流散，皆未避免覆灭的命运，其荦荦大者如毛晋之汲古阁、钱谦益之绛云楼、朱彝尊之曝书亭、徐乾学之传是楼。只有天一阁穿越了四百余年的风雨侵袭，依旧岿然独存，这要归功于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和严格执行制度的贤孝子孙。天一阁自范钦以来，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藏书管理制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定期曝书，英石除湿，芸草辟蠹。对违反规定的子孙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古人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天一阁藏书传承了十三代而不绝，范氏子孙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们每一代人都值得称颂。

清乾隆三十七年下诏修撰《四库全书》，朝廷向海内藏书家征集图书，并集中天下名士，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乾隆皇帝久闻天一阁藏书世代相承、珍本无数，屡次下诏征集阁书。于是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向朝廷进呈了天一阁藏珍本六百余本种，近六千卷，天一阁进呈图书为全国之冠，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但所呈的六百多种珍贵典籍均未发还。乾隆先后向天一阁赏赐了三样珍宝：一套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多卷、铜版画《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十六幅及铜版画《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十六幅，并赞扬天一阁藏书之富之精及在保存文献方面做出的贡献。四库全书编成后，写成副本七部，分储在大江南北的七个藏书楼，这就是著名的“四库七阁”。乾隆皇帝对天一阁在防火等方面的构造非常仰慕，下诏派专人绘制天一阁图样，命四库七阁皆仿天一阁建造。“南北七阁”即北四阁：北京故宫之文渊阁、北京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沈阳故宫之文溯阁；南三阁：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其中文源阁、文汇阁、文宗阁已毁。

清道光九年 (1829) 天一阁大修，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制度。天一阁因蒙乾隆皇帝褒奖而名声大振。然而觊觎天一阁藏书者也因此多了起来。近代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战争、不法书商等各方面力量纷纷介入，天一阁遭受了重重劫难。清末，鸦片战争爆发，宁波府沦陷，英军强掠天一阁内《大明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直到1847年，天一阁中仅存书籍已为2223部，流失近半。1861年，太平军四起，盗贼趁乱潜入阁内，偷盗藏书流于市面，论斤贱卖。范氏子孙范邦绥四处奔走，却也只能挽回部分珍品。民国三年（1914年），上海不法书商陈立炎专程来宁波向范氏后裔购买书籍，范氏没有答应。他便通过冯德富雇用识字小偷薛继渭等两人，授以选定书目单。薛挖洞入院，登屋揭瓦，潜入阁中，自备干粮，昼伏夜出，一连半月，盗窃1000余种、2139册善本书，运到上海销赃。后被缪荃孙等发现，写信告知天一阁范氏子孙。范氏派人前往上海报案追查。同年6月20日，在上海《新闻报》刊登启事：“敝族天一阁藏书被窃，运沪贩卖各书坊。今已有着落，望海内好古家注意，切勿买此盗品，免致日后纠葛。特此布告。”后冯德富投案自首，薛继渭被判入监狱瘐死，但盗出的书终未回到天一阁，而毁于1932年“一·二八”日寇对上海的轰炸中。经此一事，天一阁藏书损失惨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保护藏书，阁内古籍先后出阁暂避，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才重回天一阁。

随着近代图书馆观念的引进，古越藏书楼等一批新型藏书楼纷纷兴起。宁波文化人士也开始关心天一阁的转型问题。1933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成为天一阁进入公共管理阶段的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屡次修缮书楼,扩大保护区，访归散失的阁书，又得甬上诸多藏书家捐赠藏书，馆藏大增，珍贵文献逐步整理岀版，“万卷当年宜子弟，从今广泽到群生”，天一阁发展进入新时期。

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三大藏书楼，第一是意大利贵族马拉特斯塔1452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切泽纳设立一所图书馆，名叫马拉特斯塔图书馆。第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统治者柯西莫?美第奇（1389—1464年）和其孙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年）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美第奇家族图书馆。1808年，美第奇家族图书馆合并到洛伦佐图书馆，现在的名称是“美第奇*洛伦佐图书馆”第三是范钦（1506—1585年建立的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一阁及其周围园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天一阁藏书楼在防火、通风、防潮方面也独具特色。楼上的通间大致上是用于存贮图书，布置书橱，用书橱将大通间有效地划开，使整个楼上分得井井有条，楼下为六间的布局。天一阁与范氏住宅中间还有一墙相隔，用以防火。沿着北书库东南角小门外的笔直的巷子往前走，左边就是天一阁宝书楼。从左边小门进去，进门后是一个庭院，北面是天一阁宝书楼，南面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花园。天一阁西面靠墙有座依墙而建的半亭，兰亭上朝东一侧柱上挂有对联系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留叟张琴所书：“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其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上联借用王羲之《兰亭集序》原句。下联典出《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都是传说中最古老的书籍。“三坟”，三皇之书，即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近代章炳麟《检论·尚书故言》则谓：“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五典”，即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之书。“八索”，孔颖达疏《左传》引孔安国《尚书序》：“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九丘”，杜预注《左传》：“皆古书名。”《〈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看来藏书之地，对联亦尽能引出些古老而常人难懂的典籍。

为了防火，范钦初建天一阁时就在阁前挖了“天一池”，为了防止“天一池”水源枯竭，又设了暗道沟通月湖。天一阁前的假山，是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的曾孙范光文请了能工巧匠，在天一池边用海边的礁石堆筑假山。范光文还在四周环植竹木，使之近看重峦叠翠，高峰秀色，茂林修竹，曲径通幽，远望则山重水复，生机勃勃。天一阁藏书楼由此显得分外幽雅、静谧，成了读书做文章的好地方。园林以“福”、“禄”、“寿”做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形象景点。不同角度可看出像：“美女照镜”、“老人牧羊”、“田野青蛙”、“海龟拜佛”等。其中“美女照镜”这块石头，就涉及到天一阁的其中一条规范“女子不得登楼”。话说当时有个美女叫做钱绣云，是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据记载，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了能登上天一阁读书，就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以为可以如愿以偿上楼看书了，但她万万没想到成了范家的儿媳妇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楼。说是古代妇女的一大职责是下厨房做饭，跟火打交道，而书最怕的就是火，所以妇女不得登楼。最后她含恨而死，就变成了这块石头，日夜守望者天一阁。

假山东南角有座方亭，石柱青瓦，很是俊雅，也就是俗称的“福字亭”。朝北的两根石柱上刻有对联：“开径望三益；高谈玩四时”。柱联为清赵之谦所书。上联句出晋陶渊明《归田园居》“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开径”典出《文选·谢灵运诗》：“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李善注引《三辅决录》：“蒋诩，字元卿，隐于杜陵。舍中三径，惟羊仲、求仲从之游。二仲皆挫廉逃名。”后以“开径”作为只接待少数高人雅士，不与官场俗人来往的隐语。“三益”典出《论语》：“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上联意思是，主人期待好友知己、正人君子来此相聚。下联句出南北朝江淹杂体诗《张黄门协苦雨》“高谈谭玩四时，索居慕俦侣”。“高谭”亦作“高谈”，即侃侃而谈，大发议论。南朝梁萧统《讲解将毕赋三十韵诗依次用》：“高谈属时胜，寡闻终自恧。”下联“四时”，或指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或指一日之中的朝、昼、夕、夜。下联意思是，好友知己相聚在此谈史论经，不管是一天，还是一年，都过得非常愉快。

天一阁也称宝书楼，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楼内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天一阁是整个景区的灵魂所在。据说当时范钦认为书最为怕火，为了防火，他查阅诸书，最后在《易经》中看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大受启发。取其以水克火之意，故名天一阁。天一阁藏书楼，是清代留下来的。砖木结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坐北朝南，面积约2.6万平方米，通高8.5米。斜坡屋顶，青瓦覆上，两层之间上下挑沿，东西两面弓形封火墙，墙面高出屋面一尺。底层门头挂着“天一阁”匾额，无落款。大门两边挂有对联：“承梅涧柳汀以后，清节衣冠世泽永四明司马；比南雷东涧之奇，图书泉石高楼仰百尺元龙。”落款：阮文达公原题联句，同治九年八月长洲彭慰高书。阮文达公即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官至陕甘总督。彭慰高，长洲（今苏州）人。道光癸卯（1843年）举人，官至国子监助教，分发浙江，补温州同知，摄绍兴府篆。上联“梅涧”、“柳汀”是古代宁波藏书楼的楼名。下联“南雷”是清初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的号。“东涧”是明末学者钱谦益的号。“清节”，指清高的节操。《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赞》：“春秋列国卿大夫及至汉兴将相名臣，怀禄耽宠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节之士于是为贵”。“四明司马”，指天一阁主人范钦。下联“百尺元龙”即“元龙百尺楼”，语出《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许氾探望陈登（字元龙），陈自卧高床，给许卧下床。后被刘备讥讽“欲卧百尺楼上”。元代诗人谢应芳的《八声甘州》词借此典故抒发壮怀登临处：“记年时东走避风尘，随处觅桃源。偶相逢一笑，堠山西畔，乔木参天。百尺元龙楼上，下榻许高眠。”全联称赞天一阁在诸多藏书楼中出类拔萃，令人仰望。 天一阁楼下前廊柱一楹联：“人间庋阁足千古，天下藏书此一家。”清代桐城派传人姚伯昂撰句，著名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陈从周书。

天一阁藏书的特色是明代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包括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诗文集等各方面的文献都很丰富。版本主要是明刻本和明抄本，尤其是嘉靖年间的版本。这些藏书主要由四方面的来源：一是朋友相赠，二是宦游所得，三是抄写，四是购买。明清时期，全国的藏书楼不下千百，最终或楼阁倾颓，或藏书流散，大都未免消亡之命运。其荦荦大者如毛晋的“汲水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朱彝尊之“曝书亭”，徐乾学之“传是楼”，均声名远播，影响一时，最后都销声匿迹，唯有天一阁历四百年风雨，至今巍然屹立。天一阁整体为二层硬山顶建筑。楼上是一大通间，以书橱相隔，意天一。底层面阔，进深为六间，意地六。取天一和地六之数，寄托书楼永固之心。大门开在中轴线，中间是大厅，三开间。走进天一阁藏书楼底层，大厅正中立有一尊范钦的青铜头像，像后的木屏风上挂着八块木板，上刻黄宗羲的《天一阁藏书记》。屏风两边柱上挂有对联：“天章特奖图书富；世泽长期子姓贤。”落款：道光壬辰孟秋月，道州何凌汉书。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幼时家贫，“夜不能具灯，恒燃松枝”读书，16岁时州试第一。嘉庆十年（1805年）中乙丑科殿试一甲三名，授翰林院编修。是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之父。上联“天章”，指皇帝写的表彰天一阁的文章。下联“世泽”，祖先的遗泽。“子姓”泛指后代子孙。上联说，编修《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亲撰诗文表彰天一阁，由此带来无尚荣耀。下联说天一阁良好的读书氛围，培育出范家一代又一代的贤惠子孙。

从天一阁的西侧往北走，前面就是遵经阁了，尊经阁是一座三层歇山顶的建筑。尊经阁原是宁波府学（孔庙）的一座藏书阁，是专门用来存放皇家御赐给宁波的书籍和儒家经典著作代表的。1935年，因建造体育场，宁波府学(孔庙)被拆掉，尊经阁也无处安身。而天一阁在那个时候，刚好在做大规模的修葺。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便征购了天一阁北面的房屋，把地面修平后，将尊经阁移建到了这里。这座建筑很特别，一是它有着三重的飞檐，是整个天一阁里最庄严和气势的建筑了，要知道就连故宫里的太和殿也只有两重飞檐。二是它的建筑结构全部用的是由于全是榫卯拼接，迁移的时候人们把它所有的构件标记数字，然后在落地处像是搭积木一样的再拼接在一起。

中国历代尊崇经学，各省、郡、县学中均建有尊经阁，用以珍藏经籍。这座光绪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三重飞檐，气势磅礴，飞檐翘角，巍峨壮观，门前蹲了两只石狮子，霸气威武，双目突起，根根鬓发栩栩如生，青苔覆盖下尽显沧桑。还有一棵硕大的广玉兰，非常气派，许多佛教建筑的尊经阁均不及它庄严雄伟。大门上方的“尊经阁”匾额，门柱有一副对联：“峥嵘一阁东南美，书卷长藏天地间”，苏澜1978年题尊经阁门联。

进入遵经阁，堂内悬孔子像，两侧联云：“先觉先知，为万古伦常立极，至诚至圣，与两间功化同流”。此联原为清雍正七年（1729年）世宗皇帝雍正撰题于曲阜孔庙大成门，此为现代沈之魁书。尊经阁内两侧展示的老照片讲了述尊经阁的历史，包括民国时代迁建前的老照片。

遵经阁北面有一个较宽阔的庭院，庭院的围墙上有很多碑石。这些墙壁上的石碑，被统称为“明州碑林”。明州碑林中保存自元世祖至清光绪六百年间先后16次重修府学的碑记，故将《尊经阁》前庭院命名为“明州碑林”。明州碑林共有碑173方，其中唐1种、宋20种、元17种、明64种、清66种、民国5种。最晚的是1988年立的《天一阁东园记》，是中国著名的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所撰、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元魁所书、著名古籍专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顾廷龙篆额，张根方刻字，记述了天一阁东园的建设情况。明州碑林的形成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3年至1935年的天一阁维修时期，碑的主要来源为宁波府学。宁波府学是碑碣集中的地方，一部分为有关府学自身的碑，一部分为各地出土，主要是1928年毁城时发现的碑。因宁波府学改建公共体育场迁移到天一阁。一部分碑嵌入尊经阁四周墙壁中，一部分双面碑则矗立在尊经阁前后，同时将部分残碑和帖石嵌入天一阁前围墙中，所有这些碑构成了“明州碑林”。

明州碑林形成的第二阶段在1999年以后，主要为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东园建设阶段。建国以来，天一阁工作人员寻访断碑残碣，逐渐积累至36方。这些碑主要来源于宁波府城隍庙和鄞县县学。上世纪80年代后东园扩建，重建碑廊，把36方碑和新收集的30余方一并嵌入，并移尊经阁前后之碑于东园，成为明州碑林的延伸，构成了今日天一阁明州碑林的布局。其中有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的《众乐亭诗刻》，该碑原在月湖贺秘监祠，碑上刻有钱公辅、王安石、司马光等15人诗20首。明州碑林的内容以书院学校碑为主，其余的内容有谕告规约、祠庙寺观、法帖图像、墓志杂事等。总体内容由五大类组成：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料，碑林中保存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前后16次重修府学的碑记。

浙东一带，自汉代以来就有在墓砖上摹印铭文的习俗，这些古砖上的文字古朴典雅、结体奇特，大都有具体的纪年，有些内容又可补史料之缺，极具研究价值。清代晚期，随着碑学的兴起，人们更为关注刻于金、石、砖等材质上的文字。清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永北知府的鄞县人袁德达在《子钧晋砖酬倡诗》中就有“吾家往事忆兰亭，一昨西山得旧铭。”可见宁波人很早就开始关注起带有铭文的古砖。天一阁的东侧有三间平屋叫“千晋斋”，朱红色的海棠花图案槛窗。民国时期，甬上学人马廉珍藏的晋砖千余枚，言其藏室曰“千晋斋”。后捐赠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仍用其名。现汇集着宁波当地藏书家的捐赠书籍，标志着以天一阁为代表的私家藏书源远流长，百川归海。这块“千晋斋”的匾额是宁波慈溪书法家钱罕在1935年所题。门前挂的是一幅竹刻对联“石潭白鱼自出没，草屋老树相因依”，是清代赵之谦所书。

嘉靖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间（1566-1568），历十数代苦心积累的丰氏万卷楼毁于火灾。深感绝望的丰坊将万卷楼残存图书和帖石转让给范钦，其中就包括《兰亭序》刻石。范钦后来为了纪念好友，又将丰坊生前赠送给他的《底柱行》《千字文》等也重新刻石，与《兰亭序》共同成为天一阁内第一批刻石；由此，见证了藏书家之间的宝贵友谊。《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1502-1549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古人多简称其为《千文》，自古以来就是广为流传的一部启蒙教材，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历代书法大师写《千字文》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怀素、宋徽宗、赵孟頫、文徵明等。两块嵌入天一阁千晋斋庭院前壁的石碑，左右各一块，每块高90厘米，宽300厘米。内容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宁波知府沈恺临摹怀素草书《千字文》，此草书笔道遒劲雄丽，体式豪放洒脱，是为碑刻之精品。第二块石刻左下角有宁波府同知胡枟的跋文。

宁波老城墙在拆毁的时候，出土了大量汉晋由来的古城砖，宁波的文化人士纷纷前往挑选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拿回家珍藏，以做研究。回宁波度暑假的马廉发现其中大量的汉晋古砖价值很高，故收集了很多。因其所藏多为晋砖，故藏室命名为千晋斋。1933年天一阁重修时，马廉将自己收集的数百块古砖全部捐赠给了天一阁。天一阁特别建造了一个屋子用来陈列，依然称为“千晋斋”。此后，凡有古砖出土，或者有收藏家捐赠，都存放在这里，这些古砖见证了宁波城市的发展。从此，“千晋斋”成了天一阁的一个组成部分。1959年，天一阁扩建，将征购的天一阁东首的5间民房修茸一新，辟为陈列室，“千晋斋”迁于此。

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平孔德学校总务长，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8月继鲁迅先生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后曾主管孔德图书馆。马廉先生是著名的鄞县“五马”中的九先生。“五马”说的是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和马廉五位教授，也是五位亲兄弟。其他四位先生是：二先生马裕藻，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四先生马衡，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五先生马鑑，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七先生马准，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千晋斋的“百川归海”展厅里，展示了宁波许多著名的藏书家捐献给天一阁的部分收藏品，其中有冯真群、张季言等藏书家的献书词，表达了他们将辛勤积累的藏书与天一阁并存和造福于后人的良苦用心，讲述着各个时期的藏书家捐赠给天一阁的书籍以及发生的故事。从玻璃展柜里看到的藏书发展轨迹，不禁惊叹天一阁的藏书之丰。天一阁现藏古籍30余万卷、15万余册，其中珍本8万余卷；历代名人字画4400余件，历代碑帖4000余件。馆内还藏有大量瓷器、竹刻、玺印等珍贵文物。这些藏书、文物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捐赠，从早年的冯孟颛、朱赞卿、张季言、孙家溎等，到近年的秦秉年、傅璇琮、陈登原等，这些收藏家、学界名人及其后人怀着“百川归大海”的捐赠热情，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图书、字画、碑帖等文物捐献给天一阁收藏，从而造就了天一阁这个宁波的文化标志。  

千晋斋的最后一个展厅是黄宗羲等历代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著名学者的事迹介绍。门上匾额“历代名人与天一阁”。清康熙年间，黄宗羲来甬讲学，在知晓天一阁之后，托好友范友仲帮忙下取得范氏各房的同意，至此一登天一阁。在其登上了天一阁之后发出感慨：读书难，藏书更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黄宗羲登阁之后，撰写《天一阁藏书记》。一时之间，天一阁声名大噪，众多文人想进阁一览群书。自此，天一阁进入相对开放的时代。但尽管如此，在黄宗羲登阁后的近200年间，获准登阁拜读的外姓人也仅有十余名，这些都是当时顶级的学者大家。例如全祖望、阮元、袁枚等。直到近代，孙中山、余秋雨、郭沫若、冯骥才等名人学者也曾一登天一阁。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文献家和藏书家，浙东学派的创世人。清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甬讲学期间破例登阁，抄有书目，流传甚广；六年后撰有《天一阁藏书记》，名誉学界。在古代中国，收藏书籍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承受的普通爱好。黄宗羲是最早得以进入天一阁一观的外姓人之一，他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评价道：“藏书非好之与有能力者不能。” 有志向藏书并最终将之付诸实践的藏书家，他们不仅需要拥有足够的文化底蕴，且必须具备大量购买书籍的资金，以及足够存放书籍的空间。而藏书至形成藏书楼，更不仅仅是一户、一家之原因，与该地域的整体文化水平密不可分，藏书楼可谓为一地的文化结晶。

状元厅系清咸丰二年（1852年）状元章鋆的厅堂，高大轩敞，为甬上之冠，后移建于此。章鋆，字采南，授翰林院修撰，历官至国子监祭酒，曾掌四川、广西乡试，充会试同考官，视学福建、广东，有雅誉，诰授资政大夫。章鋆为人勤勉醇厚，颇著时誉。章鋆家原住宁波市区西河沿，中状元后，还在西河沿建宅为母养老，后人称为“状元厅”。上世纪90年代，在宁波旧城改造中，此厅被迁入天一阁，也成为章状元府保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建筑。1851年，文宗奕皇帝登极，改元咸丰元年，为庆祝登极，1852年（咸丰二年）特地增设一次科举考试。因为这年农历逢壬子年，叫做壬子恩科。咸丰皇帝对章鋆的策问答卷最为满意，钦定章鋆得壬子恩科第一甲一名进士，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第九十名状元，他也是宁波历史上12名状元中的最后一位，是年29岁。榜眼杨泗孙，探花藩祖荫，前三名都是江浙才子。状元厅匾额为宁波工艺美术泰斗曹厚德题写

状元厅后面天井有一栋两层楼的仿明代江南民居。院落内芭蕉修竹，怪石苔藓，层层漏窗，处处回廊，空灵剔透，清明幽静，这便是云在楼了。只可惜这云在楼，并非原楼迁建，只是借了个名，以此纪念消逝的藏书楼。它充当着天一阁书画馆的一部分，用于文人雅士的书画、古籍、文物的临时陈列展馆。据说，宁波过去有一个云在楼，是明末清初宁波人陈朝辅的藏书楼，当年他的藏书量仅次于天一阁。陈朝辅，字平若，一字苇庵，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进士，第三甲第二百二十六名。官至监察御史，晋太仆寺少卿。著有《苇庵集》。他是鄞县人，他的住所有两处，一处在鄞州的竹湖的四香居。另一处，是挂松轩。这两个地方，都是掩映在茂林修竹、清泉石上的书香胜地。既是住处，也是藏书楼。陈朝辅在里面存放了上万卷书籍，还有卧榻，看书累了，还能静卧歇息。云在楼的藏书极其丰富，当年仅次于天一阁。云在楼的匾额上写着“云在入妙”几个字，其实与云在楼也没有太大关联。它是从清代藏书家徐时栋的对联“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风生浪作堆”中集字而成。大门旁还有一副联：“两浙光风三月柳，千秋功业一楼书”，这是岭南梁耀明题，题在云在入妙堂门外柱联 。

司马第前往南走，圆门内是南园，南园位于天一阁藏书楼之南，总体占地有三千四百平方米，为了跟东园相配，取名为“南园”。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珑，池西为临水的主体建筑水北阁。池南面建“抱经厅”，整个园林简洁、清晰，给人以闲适、雅逸和平静之感。南园是典型的江南风格园林，主要建筑都是宁波的古藏书楼，从宁波各地迁建而来，抱经厅是清朝藏书家卢址的藏书楼，水北阁是清朝藏书者徐时栋的藏书楼，也是迁址到此的。太湖石有四大特点瘦、漏、透、皱。即石头形态消瘦狭长，有很多的漏孔，非常的通透，适合堆砌江南特色的园林，如苏州园林、北京的皇家园林，大多都采用太湖石。南园里的太湖石非常大，而且又是瘦、漏、透、皱各种形态非常突出，这样的太湖石非常少见。

池塘的西侧是水北阁，水北阁系清代浙东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徐时栋的藏书楼。水北阁原在宁波亨六巷二号，二层楼房，建筑基本完好，但早已改作民居，炊烟袅屋，存在防火问题，因城市拓展，原地无法保存，便迁移到天一阁南园，已恢复原貌，加以保护。水北阁为三开间硬山顶木结构楼房，1999年辟为专门收藏新方志的“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匾额为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题写。馆前柱楹联：“山中云在意入妙，江上风生浪作堆。”徐时东柳泉题东明草堂堂联，现在把这幅对联放到这里。水北阁主人徐时栋(1814-1873)，字定宇，一字同叔，号柳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举人，后来，两次上北京会试，均不得志，从此便发愤读书。他一生校勘文献甚多，尤致力地方文献，校刻宋元《四明六志》，著作有《烟屿楼文集》、《烟屿楼诗集》、《烟屿楼笔记》等三十余种，是浙东著名的学者、方志学家和藏书家。他生活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战乱年代，两遭兵火，所著多有散佚，所藏图籍亦一再被毁。然而他毫不气馁，藏书失而复聚，从烟屿楼到城西草堂和水北阁，其经历在我国藏书楼史上是罕见的。

中堂上匾“水北阁”，两边楹联：“小窗多明，为我鼓瑟；芳花当齿，使君延年。”徐时栋建起的第一个藏书楼，名叫“恋湖书楼”，后来改名为“烟屿楼”。最初，烟屿楼是由徐时栋的父亲所建，当时藏书量不大，大概有12800多卷，后来在徐时栋努力下，烟屿楼的藏量达到了10万卷。咸丰十一年，徐时栋带着全家避寇，到了大山里面，当时也是带着他的藏书前往，徐时栋把自己的藏书藏在了金岩山洞里面，而这个山洞旁边有座寺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寺庙里的一位僧人住在了山洞里，然后焚烧徐时栋所存之书，以此来取暖，这使得烟屿楼所藏之本损失巨大。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攻入宁波城，烟屿楼所藏之书第二次受到了损坏。迁居宁波西门外，改藏书楼名为“城西草堂”，然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遭大火，书楼及书俱毁。同治三年（1864）六月，徐时栋在城西草堂旧址重建新宅，将住宅与藏书楼分隔开，因藏书楼在河之北，故命名新书楼为“水北阁”。经过数年惨淡经营，陆续“访得者贮之水北阁，凡得书七百九十八种九千八百十五册，分列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其藏书最多时达10万卷，“多得自慈溪郑氏二老阁”。

同治七年(1868)，鄞县开志馆修志，徐时栋被聘为主纂，”发凡起例，总持大纲，编辑讨论，则属诸同事任之。”次年，为利用自己藏书供修志所用，志局移至水北阁。自己又到宁波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处借阅图书，广征博采，精考详核，“搜采繁富至千数百种”，“仿国史馆列传之例，注所征引，排比成文，以是费日力十二年”。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60岁时，积劳成疾，临终执好友董沛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翌年志成，光绪三年刊行，后人多称光绪《鄞县志》。徐时栋留心乡邦文献搜集收藏，因此“书贾专搜先辈遗集，辐凑其门，断璧零珠，聚为渊薮。”惜书如命，立有《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揭，勿爪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沫，勿出示俗子，勿久假（借）他人。”分书五行，以蓝字印成竹简式，订于书册之首。遇有残损，即命人修治装订，或亲自整理补缺，如道光间得全祖望《句余土音》稿本二册，题跋云：“余以廉值得之贾人，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蚀，又装订错乱不可读。到道光已亥五月始为排比补缀重装之，焕然改观，足宝贵矣。”

徐时栋去世后，《鄞县志》于光绪二年（1876）由董沛等继续纂修刻印而成。《宋元四明六志》也于光绪五年（1879）由后人徐隆寿等在郡守宗源瀚资助下付印流传。当咸丰时，“剞劂告成，庋板廿载，两遭劫火，幸无缺佚。此先生修鄞志，复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将益整次，以成完书，而先生遽殁，复素束高阁矣。”校刊《宋元四明六志》是甬上古籍整理出版的一项重大工程，1932年，徐氏后人将版片寄藏浙江图书馆。宣统三年（1911），水北阁藏书30大橱，尽售上海书商。如此，在徐时栋去世不到40年，水北阁藏书就散失了。藏书散出后，在宁波西门外花池巷8号的水北阁为徐氏后裔居住。新中国成立后，于1984年10月26日被公布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居民众多，存在火险等隐患。1993年，在宁波旧城改造中，为更好地保护水北阁，宁波市政府决定将水北阁迁移至天一阁建设控制范围内进行保护，在对原屋进行丈量、拍摄等技术处理后，全屋落架，于1996年在天一阁南园按原貌恢复。占地面积242.2平方米，建筑面积523.3平方米，耗资30余 万元，并配套建设了水池、假山、绿化植被等，今甬上学者郑玉浦书匾。

抱经厅是纪念清代宁波藏书家卢址的藏书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抱经楼是清代浙东著名的藏书楼，当年藏书之富，可与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相鼎足。更与浙西卢文弨的抱经堂有“东西抱经”之称。唐朝诗人韩愈寄诗卢仝，写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救终始。”1000年后抱经楼正是得名于此。抱经楼主人卢址，字丹陛，一字青厓。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初三日生，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其家传云：“幼而奇嶷，学于孝廉郭先生永麟。年十九受知于学使长洲彭公，充鄞县学弟子员，每试辄高等，名噪甚。乾隆十三年金坛于公拨补增广生。乾隆十九年，郡中大饥，输粟助赈，大吏以闻，得旨以贡生议叙。连试布政司不利，以例授中书科中书。未及选期，两目失明，遂绝意进取。”生平素聚书，遇有善本，不惜重价以购。朋友中有异书，必宛转借抄，“晨夕雠校，往往至废寝食。搜罗三十余年，所得书数万卷。”失视以后，还令弟子诵读于侧，专心聆听。“枯坐无事，又取陶韵和焉。”抱经楼建于1777年（清乾隆四十二年），位于浙江鄞县。与范氏天一阁、郑氏二老阁齐名。书楼建造在卢址住宅的东面，其式样模仿天一阁藏书楼。朝南六间，上下两层。楼下中间为大厅，西边一间有步梯可登楼，步梯横装，与天一阁稍异。楼上贮书，以书橱分间。据清末抱经楼藏书排架草图，可知东西两边靠墙处，各放单面大橱两只。中间是五排十只大橱，前后可开门。朝南空隙的地方分别放置十只小橱。书楼前面筑假山，并凿一方池，环植竹木。1911年（宣统三年）闰六月，冯贞群先生登楼观书，并作文记其事。当时的抱经楼，“楼中布置朴素，鄙倍之气殆尽。其外高树参天，风起谡谡作响，窗壁栏楯，终日在苍翠中。”

卢址对天一阁极为推重，不但书楼的样式仿照天一阁，而且在书楼的管理制度上，卢家也吸取了范家的管理制度。比如书楼为卢家子孙共有、共管；平时书楼封闭，不许人进出；每年六月，族人共同确定晒书时间，晒书期间，可以阅览；阅览之人，一是要与卢家素识，二是必须有卢家人陪同监督等等。规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其严密的管理制度，一直贯彻到清朝末年。卢址去世后，书楼处于封闭状态。抱经楼藏书除了来自卢家祖上收藏之外，主要来自卢址的收购和借抄。其中收集了历史上诸多著名藏书楼如全氏双韭山房、叶氏绿竹堂、黄氏千顷堂、毛氏汲古阁、曹氏倦圃、汪氏古香楼等的散出书籍。虽然规模不及天一阁，但质量应不在范家之下。所藏书按四部分类，自编书目共四卷。乾隆年间，县令钱维乔纂修《鄞县志》，多采用卢址抱经楼文献。抱经楼在卢址身后，便常年处于封闭状态。总体上经历了两次大劫难。第一次，1861年太平军攻入宁波，歹徒趁乱，盗走超过一半的藏书。后来，散出书籍的六成被时任苏松道（清代管辖苏州、松江的副省级机构，驻地在上海县）的宁波人杨坊购得。杨临终前听从亲家陈鱼门的建议，命后人将所得书籍全部送还抱经楼。第二次，1916年卢氏后人认为藏书已无必要，将余下藏书共计五万六千余卷，以五万元银币出售给上海书商，后流入著名的上海古书流通处，最终被许多江浙藏书家收购。至此，藏书楼里的书，除了几本旧刻《四明志》，全没了。后来，抱经楼本身，也被卢家卖给了药行街上的源茂药行，楼前假山被卖给了翰香小学。书、楼所售之款，全部平分。解放后，楼前夷为平地，楼内住家杂居，门厅中阮元所书“抱经楼”匾额在文革中被破坏。抱经楼原在宁波市区，书楼建筑牢固，历二百余年，仍然保持它古朴的风貌。中厅天花板和檐椽上的水波纹装饰清晰可见。楼上前面统排是明鹤窗，每间六扇，后面除中间一间外，都是每间两扇。木窗的上半部为井字格子，每格里嵌上贝壳，至今尚有几扇保持原来的样子。在楼下中厅，原有著名学者阮元书“抱经楼”匾额一块，在十年动乱中被破坏。楼前填为平地，筑起小屋，住家杂居，火烛不禁，藏书楼安全受到威胁 。因旧城改造，抱经楼所有构件被拆落，目前由天一阁博物馆保存至今。

从千晋斋前的竹林小道往南走，跨过一个月洞门，就来到”东园”，背面门额“天一阁”。门前这一对石狮，塌鼻梁、下拉嘴，是典型的宁波狮，这对清代的石狮原来在宁波西门外西成一个古庙里，文革时被推到河里，如今已是东园的标志景观。东园，位于天一阁东南，占地约6000平方米。自1959年始，平整土地，种植竹木，移迁石亭、铁牛、石虎于此，园林初具雏型。1974年将搜集的69通碑石嵌入围墙。1982年东园扩建，挖土成池，堆土为山，环园建廊，又移建清末建筑两幢，1986年告竣并对外开放。景点有假山，明池、长廊、碑林、白鹅亭、八狮亭、凝晖堂、东大厅等。

百鹅亭位于凝晖堂北侧，建于明代晚期，是明代墓前的一座祭拜亭，之所以叫做“百鹅亭”，并非亭子上镌刻了100只鹅，而是因为宁波富家大户祭拜先人的一种排场和阔气，清明做羹饭的时候，要杀100只鹅孝敬祖先，因此而命名。这是一座石头仿木头建筑的亭子，呈四方形，结构精巧，雕刻细腻，枋额等处雕有“鱼跃龙门”、“双狮戏球”、“海马跃浪”、“麒麟招宝”之类图样，旁边有二个石鼓，雕刻翡翠精细，与真鼓一模一样。亭子里的石桌子，据说是一位老太太送来的，旧城改造，老太太离开了原先的一楼院子搬到楼上，石桌子无处安身，赠送给了天一阁，于是它便成为了天一阁东园百鹅亭的一分子。这座是平顶结构的方亭，亭顶事平面，由斗拱承托，比传统亭子缺了屋顶屋檐，结构精巧。作为一个亭子，百鹅亭拥有结构精巧的四方顶棚，但却没有顶盖。据说是因为搬迁时已经没有了，秉着文物“修旧如旧”的原则，现在的百鹅亭还是当初发现它时候的模样。

凝晖堂砖木石柱结构的建筑，上有翘角飞檐、歇山顶，下有回马廊。原名“张公祠”（曾用作浙江水师提督衙门），建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是修建天一阁东园时搬迁而来。凝辉堂，里面收藏了许多有名的明清帖石，包括天一阁的镇宅之宝“神龙本兰亭集序”，是唐代神龙年间遗留下来的。其他著名石刻有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文章，还有薛氏父子的千字文等。天一阁藏书丰富，天下皆知，除了藏书之外，收藏碑帖的数量之丰富，在业内来说，也是享誉全国。范钦除了收集书籍之外，也收藏书法、贴石。只是范钦后人重书轻“石”，直到清代乾隆三年，史学家全祖望登上天一阁，为天一阁整理碑帖，并作《天一阁碑目记》，天一阁的碑帖、拓本才开始引起世人的重视。历史上中国的私家藏书，因为它的私人占有性，便同藏书家的家庭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中国大多数藏书家，都寄厚望于子孙，希望他们能珍守并籍以成名成家，维系书香。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一般的藏书家不过数传而已，象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五代相传，宁波范氏十三代相传，早已被人所钦羡，尤其是天一阁十三代人薪火相传的历程更是被誉为中国藏书史上的神话。

在宁波，由于天一阁的名气太大，掩盖了其他藏书家的光泽，也容易忽略其他藏书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当我们把目光真正投向其他藏书家，并对之作一番梳理，不难发现，天一阁作为藏书楼诚然是我国现存最早，但作为家族保护的藏书，传承最久的并不是它，而是明代丰坊万卷楼藏书。万卷楼和天一阁是明代宁波藏书的双璧。丰坊和范钦、万卷楼和天一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凝晖堂”的匾额为杭州著名画家何水法题写。

丰坊（1492—1563），字存礼，又字存叔、人翁，号南禺外史，后更名道生，明鄞县城西隅马园人。其少警敏好学，喜书法。正德十四年（1519）中乡试第一（解元），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礼部主事。次年随父偕廷臣谏“大礼仪”事，受廷杖，出为南京考功司主事。嘉靖六年（1527），又贬为通州同知。后罢官归里。仕途失意，刻意著述，深研书法。他于书法，篆、隶、行、草、楷五体兼善，尤长草书，自成风格。时人文征明称“丰先生一点一画无不自古人中来”，冯梦桢则称“醋朝知书者，推丰吏部”。他又喜好藏书，且嗜碑帖，“负郭田千余亩外，尽鬻以购法书名帖”，聚书达五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28岁的丰坊曾作诗一首：“浩然驱马归，育德向丘园。古书三万卷，可以正乾坤。”可见，在丰坊时已拥有3万卷左右的藏书，藏书量在当时十分惊人。丰坊晚得“心疾”，放诞任气，所藏宋椠本、抄本，被门生窃去者十之六七，后复遭大火，所存无几，最后将幸存之书籍、珍帖及月湖碧沚住宅尽售于天一阁范钦。丰坊为丰稷的十五世孙，丰氏藏书从丰稷至丰坊历十六代，若从元年间（1086—1094）算起，至丰坊晚年售于范钦止，历时470年左右。而范钦（1505—1585）的天一阁藏书从他传至其十二世孙范鹿其（至1949年归国家所有），若从范钦28岁中进士的嘉靖十一年（1532）算起，约为 410余年；若从范钦建楼年间（1561—1566）算起，还不足400年。因此，从家族传承图书的角度讲，丰氏为十六代、约470年左右，范氏为十三代、约400余年。显然，中国传承最久的家族藏书就为丰氏万卷楼内的藏书，而不是范氏天一阁藏书。

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后，由于太喜欢了，将其做为陪葬和他一起入了土。但万幸的是，李世民在世时，请了当时全国最好的书法家对兰亭序进行了摹写。摹，就是用一张半透明的纸放到真迹上对着描写，主要方法是“双钩廓填法”，这样摹出来的精品被称为“下真迹一等”。这些摹本中有当时的供奉拓书人（即专职临摹古代作品的职业人）冯承素(617-672)摹出的作品，他的作品被称为神龙版《兰亭序》。冯承素因为是专职人员，所以将原作的笔墨表现得最为真切，原本上带有“破锋”、“断笔”、“贼毫”的字都摹写得一模一样，被认为最接近真迹。到了明朝，当时的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丰坊得到一本冯承素的神龙版《兰亭序》摹本，同样双钩临摹后，请人将作品刻在了石碑上，这就是丰版《兰亭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神龙版石刻。冯承素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神龙版，明代作的刻石。汤先甲是清代著名史学家、书法家。汤先甲所临兰亭，以兰亭定武本为底本，取意简远，于相似之处存秀美本色，被后人誉为“真得法书三昧”。

东园内的明池，是在建设中新开挖的，一面直堤三面曲岸的水池取名“明池”，因宁波古有四明之称，隐含四明之一池之意；取名“东园”，一是因为园在天一阁东面，“东明”两字又与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号相同。明池在东园的正中，与天一池一墙之隔，既可点缀园林，又可起到防火取水的作用。东园景色尽显洗尽铅华般的古朴，古树、建筑、浊水、假山、立亭等融为一体，整体呈现出一种历史和人文厚重之感。高耸的古树，爬满青苔绿意，直入云霄之中。漫步其中，迎面而来的是一种沧桑岁月之感。园内的石狮、兽像、碑林等皆是从别处迁移至此。经岁月打磨，粗糙残败，青苔覆满全身，仿佛被岁月封印而滞留于此。阅尽世间风云变幻，看遍历史沧桑，悄然不动声色。东园的假山，也是天一阁博物馆范围里最大的假山，东西横亘，峰回路转，极具气势。山上东有“四明亭”，沈元魁所题：“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唐代李白曾如此吟诵四明山的早晨“半夜寻幽上四明，手攀松桂触云行。 相呼已到无人境，何处玉箫吹一声。”唐代施肩吾如此描摹四明山的夜景，宁波境内最大的山为四明山，山上有“四窗岩”，岩之四穴纳日月之光，因称四明，唐代以山名州，建明州，因此宁波也简称四明。

东园的一个水池旁，一只匍匐状黑色大铁牛却格外引人注目。铁牛两角上翘，两只眼直愣愣地望着前方，神情专注，好像正在忠实地执行某项任务。提起铁牛，首先得从位于横溪镇河头村金溪山孔岙赫赫有名的“劝孝坟”说起。“劝孝坟”的主人姓陈，叫陈宏福，鄞州姜山镇陈鑑桥人，据说是清末年间在上海做水泥生意的富商，陈宏福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营造自己的寿域。据说陈宏福的生肖属牛，所以在建寿域时特地铸造了一个大铁牛。 1958年在全国大炼钢铁的形势下，铁器一时成为人们所疯狂追逐的对象。铁牛被人用铁链从陈宏福的墓地拉下山，再用木船从横溪运至江东新河头，不知何因被抛置河边。村民们发现陈宏福墓前的铁牛不见了，便四处寻找，后有个村民乘船去宁波时在新河头发现了铁牛，才奔告铁牛的下落，但已无人敢要回。不久有人便将铁牛卖给了废品公司，幸好被文物部门工作人员慧眼发现，作为文物运回保护，以后，铁牛与许多文物一起被安置在天一阁东园内，供游人欣赏。

天一阁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