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47年的一天，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汇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正在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会谈。会谈的一方是成吉思汗的继任者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的二太子阔端，一方是西藏宗教领袖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

为了这次会谈，双方都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和耐心的等待。1244年的秋天，阔端即向萨迦班智达发出了正式邀请诏书，请他前来凉州商谈西藏之于蒙古的归属问题。63岁的萨迦班智达自后藏的萨迦寺出发，途径前藏，与那里的上层人士充分商讨之后，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了凉州。而此时，阔端正在蒙古的和林参加哥哥贵由继承大汗汗位的王公大会。直到1247年的这一天，两人才初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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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会面能否和谐地取得成果，两人的心里都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三年前的那封邀请函，有着最后通牒的意味。早在1239年，战无不胜无往不胜的蒙古大军已经杀到了青藏高原，阔端派出的蒙军小分队，已经突击了前藏地区，屠杀了几百名敢于抵抗的僧俗民众，其中就包括德高望重的赛敦法师，烧毁了噶当教派三大寺院中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只有达隆寺因为大雾而未被发现才幸免于难。

蒙军在前藏地区将藏人打一巴掌，又给块糖吃。战斗结束，局势稳定后，小分队在此驻扎两年，对被毁的寺院和佛殿进行修复，重塑释迦摩尼的佛像金身，博取当地僧俗好感，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向阔端递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认为对当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西藏进行有效统治，长期占领西藏，必须团结对西藏最有影响力的萨迦教派。于是，阔端派出“金字使者”，领着精兵，带着诏书信函和宝物礼品，深入后藏萨迦寺，迎请寺主萨迦班智达出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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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班智达是萨迦教派的第四代掌门，23岁时就去印度留学，取得班智达的学位，是西藏自古以来的第一位班智达。在梵文里，班智达的意思是博学的，智慧的。情势所迫，萨迦班智达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横扫中原大地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面前，四分五裂的西藏，根本经不起铁蹄的践踏，只有接受邀请进行和谈，才能使西藏地区免于兵燹之祸，方可使藏民僧俗免于离乱之苦。

方桌上的会谈比内心的想象要顺利得多。在一系列谈判磋商取得共识之后，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文件——《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文件明确规定了西藏对蒙古汗庭的归附，西藏的僧俗官民要承认自己是蒙古大汗的臣民，西藏的宗教及行政事务均要服从蒙古指派的萨迦派首领和官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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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告知藏人，蒙古人尊重佛法和藏人的宗教信仰，尊重藏人对藏区的制度建设：此菩萨汗王对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十分崇敬，以良善之法度护持臣下，对我之关怀更胜于他人。曾对我云：“汝可安心说法，汝之所需，吾俱可供给。汝作善行吾知之，吾之所为善否天知之。”

紧接着，以畏兀儿人及汉人等的不同遭遇，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角度，晓以利害：当今之势，此蒙古之军旅多至不可胜数，窃以为赡部州已全部入于彼之治下。与彼同心者，则苦乐应与彼相共。彼等性情果决，故不准口称归顺而不遵彼之命令者，对此必加催灭。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且较前昌盛，人民财富俱归其自有，必阇赤、财税官及守城官均由其人自任之。汉地、西夏、阻卜等，于未灭亡之前，将彼等与蒙古一样看待，但彼等不遵命令，攻灭之后，无计可施，只得归降。其后，因彼等悉遵命令，故现在各处地方亦多有任命其贵人充当守城官、财务官、军官、必阇赤者。

最后，又以藏区之前对待蒙军的实际情形，晓以前途命运：此前数年，上部地方未曾被兵，余率白利归顺，因见归顺甚善，故上部阿里、乌思、藏等部亦归顺，白利各部亦归顺，故至今蒙古未遣军旅前来，亦已受益矣！此情上部众人或有不知者。当时，有口称归降但所献贡品不多、未能取信而遭兵祸者，其人民财富俱被摧毁，此事想尔等必有所闻。与蒙古交兵者，往往自恃地险、人勇、兵众、甲坚、弓马娴熟，希翼战胜，但终遭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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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彼时蒙古军事力量的无比强大，也真实地记录了蒙军所到之地，民众无不被其威服的历史。但这一文件最伟大的意义，是向历史、向世界宣告了西藏以和平的方式，正式并入了蒙元帝国的版图，后来的元朝政府将西藏划为一个行省，与中原内地同等对待进行管辖和治理。从此，西藏和中原地区命运相连，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次阔端与萨迦班智达被载入史册的凉州会谈，也称凉州会盟。

通过这次会谈，阔端被萨迦班智达的智慧和品格深深折服，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萨迦班智达得到了阔端对西藏兵不血刃的承诺，实现了对话解决问题的使命，避免了一场血雨腥风。在日后的相处中，萨迦班智达用自己的医学本领，治好了阔端的痼疾，阔端则皈依了佛法，请萨迦班智达授以灌顶法事，还在凉州城外修建了一座白塔寺，供其研修著述弘扬佛法。藏传佛教由此走出雪域高原，在青海、凉州、河西走廊等地的汉、蒙等僧俗官兵中迅速传播，“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

关于白塔寺，有一个传奇的故事。阔端皈依佛法之后，也曾经怀疑过萨迦班智达的修行和法力，就请来一个魔术师，在湖面上变出一座宫殿，中央以大藏经堆成法座，法座四周包以绸缎，请萨班前往登座讲法。如果萨班修行不够法力不足，定然跌落湖中。萨迦班智达只是定睛一看，立刻就识破了魔幻，随即运用法力神通加持宫殿，使之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寺院，这就是著名的幻化寺（白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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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白塔寺圆寂归天，阔端为其在白塔寺修造了一座16寻的佛塔。同年，阔端也在凉州府驾鹤西去。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来自蒙古草原，一个来自雪域高原，都没有选择荣归故里，而是在同一时间，携手将魂灵留在了凉州。

当初，在萨迦班智达出藏赴凉州的队伍中，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10岁的八思巴和7岁的恰那多吉。两个孩子都是萨迦班智达弟弟桑查索南坚赞的儿子。日后，恰那多吉娶了阔端的女儿为妻，穿上蒙古衣袍，成了“郡马”，以姻亲加固两个家族的纽带关系。而八思巴则超越伯父，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成就。萨迦班智达升天之后，年仅17岁的八思巴继承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教主。

自小聪颖的八思巴在伯父的精心教导培养下，年纪轻轻已经对五明（大五明包括声律学、正理学、医学、工艺学、佛学；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融会贯通。1253年夏天，忽必烈驻军六盘山，请来八思巴叙旧谈心。名义上的叙旧谈心，相当于一场面试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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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忽必烈咄咄逼人的问题，八思巴都能引经据典从容对答给予对策。不动声色的忽必烈，令人查阅各类典籍，八思巴的从容对答都被一一印证，给予的对策均被认为是言之有物。于是，位极人臣的忽必烈汗王屈尊金身，请求八思巴授以金刚灌顶，接受佛戒。不料想，八思巴却提了一个条件：“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王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闻此，勃然大怒，认为绝不可行。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时，忽必烈最信任的王妃，未来的皇后察必出一良策破解了尴尬：“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其后，按此规矩，忽必烈夫妇及其子女先后共二十五人均以世俗礼节拜见上师八思巴，接受密宗灌顶，并向八思巴奉上财宝作为灌顶的供养。

从此，八思巴被忽必烈留在身边，见证了忽必烈的夺位大战和改建大元帝国的全过程。1260年末，在与弟弟阿里不哥的征战取得胜利后，忽必烈返回燕京（现北京），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释教，八思巴由此成为全国佛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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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知遇之恩，八思巴一生追随忽必烈，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全程参与了忽必烈对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等上层建筑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1264年，忽必烈将都城由和林迁至大都（今北京），八思巴是新都选址者、规划者和设计者中的重要一员。1265年至1268年，八思巴回西藏居留三年，大兴土木，修缮萨迦寺，新造佛像和灵塔，用金汁书写经文，拜访各路佛学大师。在满满的日程里，依然念念不忘为忽必烈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依照藏文30个字母，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创制了一种由41个字母构成的新文字，以蒙语的语音拼读，被称为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文。1268年，八思巴返回大都，向忽必烈呈献了蒙古新字，忽必烈非常满意，立即下诏，凡是朝廷诏书及各地方公文等均必须使用蒙古新字，且一度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其它文字，独推这种新文字。

1270年，八思巴再次向忽必烈授予神圣的密宗灌顶，忽必烈为八思巴更赐玉印，晋升封号，全称“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简称帝师。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把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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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八思巴去世四十年后的1320年，元仁宗还下诏，在全国各路建造八思巴帝师殿，并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示永远纪念这位功臣。

明朝建立以后，退回草原的北元朝廷仍在继续使用八思巴文制作印玺拟定公文，王公贵族们也依然使用八思巴文刻制墓碑。

蒙元帝国是马背民族蒙古人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代，确立了蒙古人与藏人特殊的历史关系。纵贯这一时代，蒙古人用武力威服了藏人，藏人则用文化征服了蒙古人。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史册上，镌刻有蒙古人鲜明的特征，也布满了藏人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