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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1回：教相判释宗派成立，上求菩提下化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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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过很多佛教国家，比如印度，缅甸，泰国，老挝，锡兰，柬埔寨，日本，印尼等，这些都是缘起，既然参观过大量的寺院，我不禁要问，佛教到底是什么？我们日常学习的佛教，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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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可以从其结构的成立、内容、目的三点来进行考察。

所谓佛教，首先从其成立上看，是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讲述的教诲。因此可以说，佛教是“佛陀所说之教”。第二，从佛陀教诲的内容看，佛教是佛法。在日本古代，佛法这个词用得更经常些。佛教向人们讲述，“佛陀是谁”，“佛陀的本质是什么”。佛陀是体悟了法而成佛的（dharma）。佛陀根据他悟道的内容：法，而展开说教。因此又可以说，佛教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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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母体。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在信仰这个点上是一样的，而在实际存在方式上却表现出种种不同。日本佛教从中国佛教中吸取了许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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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进一步思考，佛陀释迦牟尼何故要宣扬佛教？佛教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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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思考佛陀讲述佛教的目的。为了全人类，以至所有的有情众生，都在真理中觉醒而成为觉悟者（佛陀），而成佛，这样的教诲，乃是佛教。也就是说，佛教是为了成佛的教诲。因此佛教是佛道。

佛教的构成要素：归依三宝。佛教是佛法，是佛道。三者合一，是为佛教。在这中间，全部有情众生都能成佛（觉醒之人）的教诲，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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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所谓佛教，因是佛陀所说之教而称为佛教，因讲说佛的本质：法而称为佛法，又因讲说成佛之道而称为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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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构成佛教的要素，佛法僧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佛陀，佛教不存在。如果佛陀没有对他人宣说他所悟的法，佛教不存在。佛教是佛法，是佛道。做为佛法，如果没有听闻者，就不成立；做为佛道，如果没有实践者，也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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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中，佛法僧三宝是必要的。三宝是佛教徒的基本信仰对象。归依三宝，在世界的佛教徒中，是共通的。

我国佛教的特色是教相判释，关于佛教的理解是多样的，而佛教的流传展开也是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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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佛教展开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首先，佛陀在世时的原始佛教，是以释尊为中心的佛教。其次，佛陀灭度之后的部派佛教，虽然被称作小乘佛教，而这个时代的佛教也是“释迦一佛”，也就是说，不承认释迦佛以外的佛陀的存在。第三，过此以后的大乘佛教，认可在全部人类中的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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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结果，从释迦一佛的佛教，发展为全部人类都可成为佛陀的“成佛”佛教。这是主张在十方世界中，有无量诸佛存在的佛教。

大乘佛教在原则上承认万人成佛。中国佛教与日本佛教是大乘佛教。虽然曾经存在过一些部派（小乘）佛教，但是大乘佛教得到压倒性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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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提一下“北传佛教”的概念，它指自北印度经中亚细亚传入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佛教，及由尼泊尔、中国西藏传入蒙古一带的佛教之总称。此系佛教与通行巴利佛典的锡兰、缅甸、泰国、高棉等国的佛教，风格迥异，因其系由印度向北传布，故十九世纪研究佛教之欧洲学者，称前者为北传佛教或北方佛教，后者为南传佛教、南方佛教。整体而言，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之固有文化融合，以大乘为主，流行梵文圣典及其翻译经典。南传佛教则保存较浓厚的印度原始佛教色彩，主要流行巴利语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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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原地区自东汉由西域传入佛教，东汉末年陆续译出佛教典籍，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至隋唐而臻于鼎盛，形成天台、华严、法相、律、净土、禅等宗派。宋代以后又渐与儒道融合。汉译佛典的数量极大，现存最古老的汉译佛典是二世纪后半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所译的。其后经历三国、两晋以至唐、宋各时代，均有译本推出，故现存汉译佛典为数在一千七百部以上，是研究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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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佛教自七世纪左右起直接由印度传入，传入后逐渐形成具有西藏地区特色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译佛典数量仅次于汉译，其中包含汉译佛典中所未见的中后期大乘经论，是研究中期与后期印度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又因藏译佛典大部分是从梵文原典直译，容易还原为梵文，故也被称为‘准梵语佛典’。其翻译时代始于七世纪，直到十三世纪仍持续着经典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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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六世纪前半叶自中国、朝鲜传入佛教，旋即发展为日本之主要宗教，且宗派极多。日本佛教的母体是中国佛教，日本佛教从中国佛教中接受了重大影响。在这里，我们应该先明确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不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也就无从了解日本佛教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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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中国佛教的特色，可以列举以下四点：其一，保有膨大的汉文圣典；其二，历史悠久；其三，佛教思想规模宏大；其四，成为日本佛教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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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关于“佛教思想规模宏大”这一中国佛教的特色上，必须思考教相判释这一问题。在印度佛教中，象中国佛教那样的教相判释不存在。佛教传来中国是在纪元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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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业已经过了佛陀灭度之后的四到五百年时间。因此，佛像已经存在，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同时传来。而在大乘经典中，更含有种种内容。为此，大乘与小乘的不同在哪里，种种大乘经典的优劣又在哪里，通过思考这些类似的问题，产生了分类整理佛陀教诲的必要性，也形成了许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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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代表性的学说，天台智顗的五时八教，华严法藏的五教十宗，都是教相判释。在这两种以外，还有种种的教相判释，从大量的大乘经典中选出被看作是最好的一种，探究其中心思想-宗。根据依靠教判而阐明的“宗”，形成了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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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的佛教思想规模的宏大，在世界佛教史中，中国佛教是最有特色，最值得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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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慧学的佛教：天台与华严。在思想规模宏大的整体中国佛教中，天台宗与华严宗等宗派应运而生。在印度佛教中，本没有这样的宗派。教相判释与宗派成立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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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佛教因为非常重视教相判释，做为结果，流行对经典论书的注释研究，终于创作了膨大的著述典籍。例如，对于法华经、涅槃经等主要大乘经典的注释，各个宗派从不同的立场，做出了种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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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传来的传统佛教中，修行佛道必须按照戒学?定学?慧学的三学次第来进行。最初，依据戒学来修正自己的言语动作趋于正道；其次，依据定学来统一散乱之心，以使得思惟专注；最后，依据慧学而使得智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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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中，重视慧学的天台宗与华严宗，成立了伟大的教学。世界上的佛教徒，在印度?中国?日本等，不问国度，不问宗派，戒定慧三学是必修的。但是，中国佛教特别重视以经论研究为中心的慧学。南北朝时代各种各样的学派非常发达，到了隋唐，代表中国佛教的天台宗与华严宗终于成立了。这两个宗派的成立，无疑是中国佛教慧学重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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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慧学重视的反面，似乎意味着对戒学与定学的轻视。做为反弹与弥补，在唐代成立了重视戒律的律宗，与重视禅定的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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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律宗与净土宗的成立：在中国佛教中，南山道宣成立的律宗，是从戒定慧三学中偏离定慧二学，特别侧重戒学，发达而成的。与此同时，从戒定慧三学中偏离戒慧二学，特别侧重定学，发达而成的是禅宗。与之类似，净土宗的念佛，也可以说是从戒定慧三学中偏离戒慧二学，特别强化定学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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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样，中国佛教大幅度远离了，依据戒学，定学，慧学的次第顺序而修行的印度佛教的通例。这样的律宗、禅宗与净土宗的成立，当然也给日本佛教以巨大影响。在三学之中特别强化戒学定学，而促成的宗派成立，从一个侧面看可以说是实际化、单纯化。更进一步推进这种实际化、单纯化倾向的，是日本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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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菩萨戒的问题：在中国佛教中，大乘佛教以压倒性的优势流行，然而在出家比丘和比丘尼应该遵守的戒律中，比如在四分律、五分律中，没有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大乘也好，小乘也好，只有受持了具足戒，才能获得出家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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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出现了别样的戒律思想。这就是菩萨戒的思想。大乘佛教的菩萨，不局限于自利，要依据自利、利他圆满的精神，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精神来修行。讲述做为大乘菩萨的心理构造的菩萨戒律的经典，应运而生了。这就是给与后世佛教以强大影响力的梵网经。梵网经又称作菩萨戒经，天台智顗与华严法藏等，都加以研究并留下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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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网经所说的菩萨戒，称为十重四十八戒（重戒十条，轻戒四十八条，合计五十八戒）。‘梵网经’的菩萨戒，与具足戒那样的，发誓遵守以取得出家比丘资格的戒律思想是不一同的。在我国佛教中，梵网经的菩萨戒得到大力研究，然而依据这样的大乘菩萨戒的出家者，并不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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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日本佛教中，曾经留学中国的伝教大师最澄（767到822），主张依据大乘戒而受持戒律。最澄认为，在佛教的教诲中，有着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因此在出家者中，大乘出家与小乘出家的区别也是必要的。这样思考的最澄，主张大乘佛教出家者不是依据二百五十戒的具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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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依据梵网经大乘菩萨戒而出家。因此，在受戒作法上，必须建立大乘戒坛。小乘受戒必须需要三师七证的十人，而大乘菩萨戒的受戒，依据一位伝戒师与释迦佛、文殊、弥勒等诸佛菩萨，是可能的。在大乘菩萨戒中，如果连一位伝戒师都得不到，在佛像前自誓受戒是可以承认的。最澄的主张，在佛教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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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之后，在比睿山修学的日本佛教各宗派的祖师们，都以大乘戒为依据。比如，净土宗法然（1133到1212）在维持圆顿戒伝统的同时，提倡念佛往生净土。在法然的场合，守戒与修禅对于净土往生而言都不是必要的，只有念佛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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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继承了大乘圆顿戒的传统。中国佛教从三学中特别强化戒学与定学而成立了律宗和禅宗，而在日本佛教中，比起戒定慧三学，更重视信、信心，因此产生了重视信、信心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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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之所以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无戒律的，是因为戒定慧三学集约在信心、信上面了。确实，做为佛教徒，如果没有信，没有信仰，那么戒定慧三学也就没有意义。这是日本佛教的根本立场。

象这样日本佛教以中国佛教为模范，而逐渐生发出与中国佛教不同的特色。佛教徒极其重视信仰心，贯彻于日常生活，以实践佛教，这成为日本佛教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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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日本佛教把佛教解放给了普通民众，而不再是寺院或者出家僧侣的专有事物。

在印度佛教或者中国佛教中，出家与在家有着严格区别。而在日本佛教中，出家与在家（居士）的区别并不严密。那是因为，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信心、信成为他们的共通的同样重要的东西。在信之中，出家在家并无区别。从这里出发，日本佛教演变而成为在家佛教。佛教的本尊佛像，不仅在寺院，在一般家庭中也设立佛坛，加以安置。这是日本独特的东西。在一般家庭中，安置佛坛的房间，叫做佛间。依据家中佛坛，佛教徒能够时时日日确认检讨自己的信与信心。这个是日本佛教的显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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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如果失去了信与信心，也就失去了佛教的生命。

日本佛教强调三学超越的信。戒定慧三学，在信的一点上单纯化、纯粹化，这是日本佛教。可以说，日本佛教把三学集约在了，特别强化在了信、信心上，在信中包含三学。但是，这也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失去了信、信心，就堕落为无戒律的佛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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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佛教相比较，日本佛教在所有的面都表现出单纯化。正如戒定慧三学集约在信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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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佛教中，念佛占据着重大位置。念佛在佛教中本是共通的，古来为人们所实践。而日本佛教的念佛，从观念到称念，更从称念到信念，而逐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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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象中国的庐山慧远所修的那样，静静瞑想，观想佛陀，这是观念的念佛。到了唐代，依据善导，转向了口称的念佛。更进一步单纯化、纯粹化，在日本佛教中变成了信心的念佛。象这样，日本佛教在所有的面，单纯化不断迈进。而在这里，必须提及它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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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佛教的根本教理，华严经的三界唯心，三界一心，法华经的诸法实相，治生产业、皆是实相，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涅槃经的悉有佛性，法身常住，这些大乘佛教的主要思想，都成为日本佛教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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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比起学问研究，更着重于实际的日常把握，佛教的单纯化、在家化不断进步，把佛教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现在中日的佛教依然能紧密提携，加强联系。依据这样的交流，都不忽视佛教的根本思想，从而促进佛教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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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宗教的角度看，日本佛教并不特殊，相比藏传佛教这样明目张胆的真人崇拜，日本的佛教已经算是很正统了。日本佛教之所以让人觉得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以积极入世的姿态干预现实社会，而且在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日本佛教早期和其他外传佛教一样，走上层路线。这个时候的日本还在推行中部集权的律令制，佛教的出世态度能够满足知识分子和有产者的信仰需求，与日本现实是非常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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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律令制逐渐脱离基层现实，武家势力（后来演变为幕府）开始替代中央政府管理基层，佛教寺庙作为一种变形的封建单位，也开始争夺基层管理权。幕府体制能够取代公家体制，是因为它的管理方式更贴近基层现实。佛教要向在这种情况下守住自己的地盘，必然也要走下层路线，于是净土宗、日莲宗应运而生。佛教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修行来提高个人境界的宗教，但是对于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农民来说，什么思想道德都是忽悠，吃饱穿暖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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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净土宗与日莲宗的具体思想，我们作为现代人其实全不用管，他们的核心是：“你念了阿弥陀佛或南无妙法莲华经，就相当于受洗成了基督徒，死后可以去天堂。”日本人形容这些教派是“他力本愿”，就是说自己不需要做任何事，靠别人的力量得救——就算都是假的，你付出的代价也几乎为零，何乐而不为？美国人就看得很透彻：所谓的日本佛教，其实和佛教毫无关系，只是基督教弥赛亚思想的同类罢了。所以有人说日本佛教重在证得神我，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版的佛教，除了日本地少改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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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日本佛教走的是这样的中下层路线，所以天台宗分支的这几个教派迅速扩张。但是百姓需要的不光是心里安慰，还需要更加具体的现实利益，因此更为“先进”的一向宗出现了。一向宗的特色是“不光要念佛去来世享福，还要在现世建成天堂，两倍的快乐结合到一起，才是大善”。一向宗的教义本身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思想，莲如还曾经努力阻止这种政教合一的发展趋势，但是历史的趋势当然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最终，一向宗信众在加贺国建立了寺庙和地主联合执政的共和国，大踏步地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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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民自发觉醒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阶段……总之肯定是要被封建势力疯狂反扑的。信长和家康在剿灭一向宗这件事上投入了极大的精力，最后终于在德川幕府建立前彻底消灭了寺庙势力。德川幕府作为一个内向封闭的集权政府，必然要直接控制基层，日莲宗基督教这种走群众路线的孽障是一定要彻底消灭的。相反，走上层路线尊崇皇权的朱子学和强调出世的禅宗佛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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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檀家制度让僧侣的生活多少有了保障，不必再像战国时代的老前辈一样刀头舔血了。佛教也就逐渐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日本佛教在天皇与幕府对抗的时期左右逢源，之后又赶上了长期的战乱，所以才有了做大的机会，我国大部分朝代都保持了中部集权，佛教稍微有点起色就被打压，始终没有作为一股晸治力量发展起来，也就没有日本佛教那些戏剧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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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bo Huang citation resources:The teacher known as the Buddha lived in northern India sometime between the mid-6th and the mid-4th centuries before the Common Era. In ancient India the title buddha referred to an enlightened being who has awakened from the sleep of ignorance and achieved freedom from suffering.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traditions of Buddhism, buddhas have existed in the past and will exist in the future. Some Buddhists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ly one buddha for each historical age, others that all beings will become buddhas because they possess the buddha nature (tathagatagarbha).

The historical figure referred to as the Buddha (whose life is known largely through legend) was born on the northern edge of the Ganges River basin, an area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North India, in what is today southern Nepal. He is said to have lived for 80 years. His family name was Gautama (in Sanskrit) or Gotama (in Pali), and his given name was Siddhartha (Sanskrit: “he who achieves his aim”) or Siddhatta (in Pali). He is frequently called Shakyamuni, “the sage of the Shakya clan.” In Buddhist texts he is most commonly addressed as Bhagavat (often translated as “Lord”), and he refers to himself as the Tathagata, which can mean both “one who has thus come” and “one who has thus gone.” Traditional sources on the date of his death—o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tradition, his “passage into nirvana”—range from 2420 to 290 BCE. Scholarship in the 20th century limited that range considerably, with opinion generally divided between those who believed he lived from about 563 to 483 BCE and those who believed he lived about a century later.

Information about his life derives largely from Buddhist texts, the earliest of which were produced shortly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Common Era and thus several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accounts, however, the Buddha was born into the ruling Shakya clan and was a member of the Kshatriya, or warrior, caste. His mother, Maha Maya, dreamt one night that an elephant entered her womb, and 10 lunar months later, while she was strolling in the garden of Lumbini, her son emerged from under her right arm. His early life was one of luxury and comfort, and his father protected him from exposure to the ill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At age 16 he married the princess Yashodhara, who would eventually bear him a son. At 29, however, the prince had a profound experience when he first observed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while on chariot rides outside the palace. He resolved then to renounce his wealth and family and live the life of an ascetic. During the next six years, he practiced meditation with several teachers and then, with five companions, undertook a life of extreme self-mortification. One day, while bathing in a river, he fainted from weakness and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mortification was not the path to liberation from suffering. Abandoning the life of extreme asceticism, the prince sat in meditation under a tree and received enlightenment, sometimes identified with understand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For the next 45 years, the Buddha spread his message throughout northeastern India, established orders of monks and nuns, and received the patronage of kings and merchants. At the age of 80, he became seriously ill. He then met with his disciples for the last time to impart his final instructions and passed into nirvana. His body was then cremated and the relics distributed and enshrined in stupas (funerary monuments that usually contained relics), where they would be venerated.